关注环境保护，献策能源发展
——“环境与能源：理论、治理与政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

　　套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话来说，“人人都在谈论天气与油价，但没有一个人能对它有所作为。”近日，来自全球各地的重量级环境与能源问题专家们聚集浙江大学，参加了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环境与能源：理论、治理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中国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加强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大有可为。这其实不仅是对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的寄语，也是前辈学人关于学术理想追求以及现实生活关怀方面的真实写照。
 
　　中国生态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经济高歌猛进，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韩文科所长的发言则使我们意识到环境与能源不可承受之重——由于能源消费总量巨大，导致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异常突出，不得不承担国际、国内温室气体减排以及改善大气质量的双重压力。目前中国煤炭的实际消费量已接近40亿吨，而到2030年时为中国预留的能源消费总量仅相当于50亿吨标准煤。不过，只要政策得当，仍能拨云见日——由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出台，受国家监控的70多座城市的PM2.5浓度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5%，这也彰显了政策的威力。
　　如果说韩所长开启了历史画卷，那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陶澍院长则为我国找准了国际坐标。通过将人口密度与国别碳排放指标有机结合在一起，他用高清的碳排放图提醒人们：中国城市地区人均碳排放与发达国家已经相差无几，而中国东部地区碳排放及其相应风险则被低估了。面对严峻现实，美国俄亥俄大学李捷理教授倡导的三“E”发展模式让人心向往之。他认为环境、经济和公正已成为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标志（Economy, Ecology and Equity）。在理想状态下，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社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中国的环保组织尚处于襁褓之中。
　　或许是本国早已经历过环保风暴的洗礼，西方学者更关注制度设计。芝加哥大学安瑞志教授认为，环境保护离不开公正且有执行力的法律体系，以便在政府、企业、劳工以及公民团体之间寻求平衡；在管理过程中降低效率并非一无是处，它有助于增强决策的问责性；将企业与政府利益区分开来，要避免政府有动力通过罚款增加收入；通过教育、环保运动、经济刺激等方式让公民更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阿瑟·P.J.莫尔教授强调了提高透明度以及向公众披露信息对于污染防治至关重要。用专业术语掩盖部分真相，阻碍公众充分理解，这样做最终不利于任何一方。在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聪明的；当他们理解情况时，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务实的。
 
　　环境治理与生态政治
 
 
　　然而，由于配套制度不完善，中国引进排污许可证制度并未收到应有效果。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教授并不看好排污权交易，这无异于让假钞在市场上流通。不过比假钞流通更为揪心的是，雾霾笼罩神州大地，政府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将其关进牢房，不能动用武力消灭它。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上海交通大学的赵来军教授提出了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省际联防联控机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环境治理该由谁来买单？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王福全博士将希望寄托于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希望它们将会有更高的觉悟自觉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西北大学的王凤教授则建议与自愿型、自主型的绿色企业家商讨，根据她的研究，这类企业家群体最为关注环境问题。对于同样的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迪特尔·格鲁诺教授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德国弃核计划的巨额账单将会由德国民众来支付。那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账单又该交给谁处理呢？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博士认为：“富国更富裕的人群，应当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清洁能源发展与政府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有了更高的觉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改变消费模式。由此人们也开始形成共识，环境和气候保护原则应高于纯粹的经济考虑，这就如同选购食品时，要选择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产品，而非只图温饱，选择质次价廉的食品。这使得天然气终于迎来它的黄金时代。这一切都要拜全球变暖所赐，因为获取同等热量时，天然气释放的二氧化碳仅是煤的一半，是石油产品的大约三分之二。有鉴于此，中国社科院徐小杰研究员很看好天然气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天然气将会处于高速发展期，前半程主要得益于煤层气的开发，而被外界普遍看好的页岩气要到后半程方能发力。
　　当然，我们发展新型清洁能源不仅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不管基于哪个因素考虑，目前各国政府对于清洁能源和电力的支持力度将会有增无减。至于能否成功实现能源转型，云南大学吴磊教授认为，这一过程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取决于技术，其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就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需要鼓励和扶持相关产业已无异议，但是怎么扶持未有定论。对此，马里兰大学裴松梅教授认为，与其扶持特定企业，不如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历史经验表明，在决定产品优胜劣汰方面，市场远比政府更为有效。为此，她认为必须确保融资渠道的独立性，将能源改革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就此而言，干预过度的能源政策还不如没有能源政策，这貌似又暗合了马克·吐温的后半句话：“人人都在谈论天气与油价，但没有一个人能对它有所作为。”（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