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这一体制与苏联的经济体制大体相同，因而，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基本上是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展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排斥和否定市场经济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开始重新登上中国大学的讲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并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和话语权地位，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存在“西化”倾向。
教育方面的“西化”倾向表现在多个方面：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数量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大多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而不采用中国学者编著的教材（包括“马工程教材”）；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科学的批判；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达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些状况，加上现代西方经济学高度数学化，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和数学，从而使学生的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毫不夸张地说，我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已经在事实上变成“西方经济学”专业了。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西化”的倾向和问题，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科学认识。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适当开展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客观必要性，完全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是不符合中国客观发展需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教育过度西化所产生的严重危害。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其基本信仰和主要结论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最终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西方经济学从根本上是否定和反对公有制及社会主义的。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理论。显然，西方经济学占据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和话语权地位这一现象和事实，与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对立的。
其次，我国经济学教育“西化”的最严重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崇拜，从而使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归于失效和失败。这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有害的。
再次，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高度抽象，并且主要采用的是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将数学全面引入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这种经济学教育不仅使学生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而且也使大量经济学研究充满形式主义，造成经济学研究资源的严重浪费。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大量事实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大行其道，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结果。
因而，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不健康状况必须得到纠正。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有力措施，通过大力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和主流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得到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声音】
徐传谌
很多经济学家提倡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当前，企业管理、宏观经济等领域中的分析预测也常常借助数学模型，这是很必要的。但现在有些文章过于追求模型的精巧，大篇幅使用数学模型，经过玄妙化、复杂化的推理论证，得出的却是大家熟知的结论。
现在我国经济学界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片面追求数学模型，期刊在甄选论文时也表现出对数学模型的偏好。但是，论文中的数学模型哪些是有学术价值、有现实意义的？真正研究现实问题，从数量关系中总结规律进行预测，是可取的；但不能为了特定目的，有选择性地对所谓的数据和公式进行随意编排。人为因素太多，论文的科学性、有效性肯定经不起推敲。比如，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我国国有经济进行抹黑，其数学论证的来源和科学性，都值得怀疑。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可以用于理论研究，也可以用于实证研究，但不能将其庸俗化，不能为了数学而数学，或是为了模型而模型，应根据研究的真正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玉霞
经济学数学化已成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意味着数学工具的使用，更意味着数学的思维范式、论证形式和表达方式对传统经济学的整合与重构。经济学数学化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奠定了经济学“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创造出丰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将经济学推向了抽象化、公理化、形式化，引发了持续的担忧和争议。对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本质上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一般认为奥古斯丁·古诺真正将数学方法系统运用于经济学，其1838年出版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是经济学数学化的开端。这一阶段，数学主要作为研究工具和表达形式进入经济学研究，仍为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古诺在数理经济学上的许多贡献直到“边际革命”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三人发起的边际革命对经济学数学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以杰文斯、瓦尔拉斯为首的数理学派是当时经济学数学化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始，伴随着实证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地位的提升，经济学数学化逐渐成型。20世纪50年代以后，集合论和线性模型替代微积分手段作为新的数学工具应用到经济领域，发展出更具广泛性和一般性的经济理论。自1969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90%以上因科学、深刻、恰当地应用了数学方法而获奖，涉及的数学领域几乎全是现代数学，包括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线性规划、微分方程、差分方程、最优规划、投入产出、控制论、不动点理论、拓扑论、泛涵分析、微分几何、组合数学、群论、博弈论、对策论等。运用数学工具的论文也占据了经济学杂志的主流。
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不断推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对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的热衷以及对数学工具的过分依赖引起了学界的反思。一方面，数理经济学家把太多精力运用在抽象理论的精炼上，忽视了论题经验基础的发展，如艾克纳所言，“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家偏重于数据统计方面，因缺乏理论指导往往停留在个案或局部材料的经验层面。
经济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作用关系十分复杂，且受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因此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存在于设计精良的模型之外。由于经济系统整体状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经济学不仅需要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同样需要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需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需要吸收和容纳更多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的应用服从于经济研究的需要，提高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分析能力。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