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丰富多彩、独一无二且引人入胜的建设实践，政治学研究应该提供怎样的“产品”？我的基本看法是：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作品只能从“真实实践”中来。因为实践是一种真实存在，不是逻辑推演；实践是动态的、流动的、活灵活现的，不是固态的、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对“真实实践”的强调，其核心在于强调如何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恰当的研究方法去发现中国“真实实践”中的真问题和新问题，去验证和求解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学通则。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着中国政治学群的专业形象，也关系着政治学研究者是否有面对这个时代及其挑战的能力。

　　那么，中国政治学研究如何面向真实实践呢？北宋理学家张载为后世留下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我对这一设问的具体回答。

　　第一，为天地立心——我们的学术视野。“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精神价值系统。为天地立心，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所在。我们不仅要研究“在中国的问题”，也要研究“属于中国的问题”，还要研究“中国在世界的问题”。“在中国的问题”是发生在中国，但可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属于中国的问题”是指具有中国性的问题、中国特定的问题。“中国在世界的问题”则是将中国问题放入全球视野中，或者研究全球问题，同时将中国视野放进去。当今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一张越来越厚的网，它由各种多边协议、跨政府政策网络和峰会所构成，并发挥着调节全球诸多事务的职能。在如此扁平化的世界面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可以拓展到无限开阔。

　　第二，为生民立命——我们的问题意识。“为生民立命”是指为人们选择正确方向，确立生命意义，这句话可以启示我们研究的问题来源。在经历30多年改革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主要解决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而第二次转型除了继续维持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外，还要着力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问题，即如何在效率之外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这牵涉到一系列重大民生事务。政治学，原本就是关于公共福祉如何实现的科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当下中国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而细腻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转型？是什么在转型？这些转型具体是怎样发生的，将可能转到何处？什么时候不再转型？转型将对公民福祉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让这种影响往更好的方向推进？诸如此类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回答，甚至还没有精确地提炼出与之匹配的真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为生民立命”的问题意识与治学情怀。反过来，问题意识的改变，也会引发研究方法变革，并推动学科飞速发展。

　　第三，为往圣继绝学——我们的理论共鸣。“为往圣继绝学”是指继承和创新“圣人”学术传统，这与我们所说的理论对话或者理论共鸣大致是一个意思。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遇到的一个普遍难题是：除非将你所研究的中国问题与西方主流理论连接起来，否则无论你的问题设置得多好，西方学者也很难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关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主张必须和西方理论对话，有的学者主张我们完全不必唯西方理论是从。我的意见是，问题是中国的，理论是学科的，方法是世界的。我们提出的问题越是具有中国特殊性越可能彰显意义；理论则是属于学科的，只属于政治学这个学科的理论，而我们要对话的，则是这个学科最前沿的部分；至于方法，则是世界的、是共享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为“问题”做出“中国特殊性”的辩护，但另一方面，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想在理论上取得贡献，方法自然就非常重要了，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比如，关于社会分层研究的几次历史大进展，主要都是因为方法上的突破。在确定好研究问题之后，政治学研究者有责任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去学习和掌握最恰当的方法和工具，而不论它们在哪个国家流行。当然，随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应当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来供世界其他国家研究和学习。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的学术理想。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是指开创万世的“太平”秩序。“太平”是什么呢？我理解“太平”是我们对美好公共秩序的一种期待，这与我们的学术理想有关。就政治学本身的学科性质而言，与公民权利、人们幸福、良好秩序等相关联的公共性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全体政治学研究者的内心价值。

　　研究是孤独的，但正因为孤独，我们才能更接近喧闹事实背后安静的逻辑。我一直认为，身处于这个时代，有学术理想的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变得更纯粹、更敏锐、更真实、更见性情。事实上，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方式，更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