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席　许嘉璐 

    日前，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前所未有地陷入广泛的、深刻的危机，生态、贫困、战争、经济衰退等，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当我们面对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一极其复杂、艰难的问题时，世界的规范就变得更加必要。世界的规范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这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 

    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未遇到过的如此广泛的、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情况更为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发明，不在于管理模式，不在于技术创新，也不在于种种协议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无实惠上，而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 

    建立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我想，“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势。美国过程哲学家斯蒂芬·劳尔教授曾说过，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迷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和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的僵化、不成熟，凡事都绝对化。这是对于人之思想的解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怎么样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怎么样医治侵蚀全球的疾病？许多学者指出，各个民族正在回归古老的传统，重新回忆和温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思民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思考建立现代的、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这恐怕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药方。

　　但是，这需要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共识，尤其需要不同信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们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信仰、超越政治共识，找到异中之同，发挥他们特有的影响功能。为此，应该引起不同信仰者对伦理重建这一最紧迫、最核心、最能引起共识的问题的重视，形成一个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寻求不同信仰下的伦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 

    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 

　　研究人类危机的种种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解开人类在终极关怀问题上所存在的困惑，这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所有学科。但是，在面对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一极其复杂、艰难问题时，后者有着独特的伟大的职责。正如俄国当代哲学家尼古拉·奥梅利琴科所说，“哲学可以扮演人类灵魂治疗师的角色”，“是人类救赎的一项条件”。而当前，最为紧迫、最为可行的是越过信仰的鸿沟，探索各民族的伦理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共同性之中的个性如何保存。就像罗素所说，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世界的规范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的共性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既是由于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是相通的，也是因为人不例外地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交叉点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伦理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欧洲的伟大哲学家们在300多年前已经关注到应该与不同信仰下的伦理进行交流并与之相融。例如，从莱布尼茨到罗素，都对中国人的伦理称赞有加。罗素曾经到过中国，并且居住了将近一年。而莱布尼茨只是与来到中国的传教人士通信，搜集有关的材料来了解中国。他注意并欣赏中国伦理，这恐怕和他的“单子论”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很可惜，后来黑格尔完全抛开了莱布尼茨，在这点上罗素正确地抛弃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即欧洲发现了中国。这两件事令人深思，400年前和将近100年前的两位哲人，能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伦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他们的胸怀和胆略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政治学家。 

    我们似乎看到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各个民族伦理有着同类型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或信仰；一个是在宗教和环境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这两个源头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是对伦理的影响却是难分伯仲的。伦理，无论是神启的还是自为的，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的，也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其原始和终极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心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的宿命。

　　试看亚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几位伟人对当时人们的劝说，都没有离开“善”和“爱”，只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了不同的词语，例如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用“仁”，而佛陀用的是“慈悲”。按照中国人的理念，我们的爱和善应该并可以广延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中也包含着对人类的爱和善，于是中国人的伦理系统和网络就形成了。用这个道理去观照希伯来文化中的十戒、伊斯兰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儒家的“礼”及对修身的种种提示和要求等，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罗素曾说过：“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有的。”这一“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求的人类新伦理。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体现了文明的本质。多元，意味着各种文明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阐明这个概念将拒斥被山胁直司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在多样文化中将一个预设为最优秀者而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山胁直司就此还写道：“事实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视文明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的确，文明多元化起码包含着对任何文明都同样重视，彼此平等、承认、尊重、包容（不是带有恩赐色彩的“宽容”），进而了解、理解，从对方那里发现自己之所缺，于是欣赏之，学习之，进而充实改善自己，从而也丰富了世界。 

    中华文化正好可以补充现代性缺口 

　　现在，似乎到了应该把这类对话推向更加深入层面的时候了。今后我们可否相对聚焦于如何建构人类共同新伦理进行对话？这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新伦理包含的内容和标志性概念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由此再逐步深入到解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进步”、“发达”和一个个体、家庭和族群安全、“幸福”的内容、标准及指数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测定才是真正科学的。换言之，我们的对话将提供给人们一个另类的思考角度，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权、民主概念为标记，不再以国家和地区的GDP，个人、家庭和族群所拥有的财富作为评价的主要或唯一的标准和指数，至少把社会内外部关系、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身与心的关系纳入衡量范围，而且这些项目的权重应该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指数。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一，标准和指数也相应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标准和指数中，已经包含了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因为它是根据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本质规律而构建的。

在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仁以为己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符合大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正好可以补充现代性的缺口，改正现代化所带来的荒谬。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把用财富衡量社会和个人当作主要或唯一标准，是工业革命以后，即“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亦即“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显现。我们对启蒙思想、信仰、知识、语言和真理的反思，固然是对造成现实危机的祸根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给公众提供的只是信仰和伦理的概念、分析和论证，没有可见、可懂、可把握、可参与，并与自己的切实感受相一致的公共目标，就很难动员身受其害的无数人民，当然也就很难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决策者，从而要刹住人类快速滑向万丈深渊的列车，也更加困难。（1415期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