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2月17日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的文章《押注审查：学界应该优先考虑评价，而非出版》（Betting on Vetting: Evaluation, Not Publication, Should Be Academe’s New Priority）。鲍德温认为，当前美国学界对出版学术成果的量化评价束缚了学者的发展。另外，在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学术成果的传播不应受到出版商的局限，为满足大众对知识的渴求和学者传播、分享学术思想的需要，社科领域需要思考新的评价体系。

　　针对如何摆脱出版商的束缚，创新社科成果评价体系，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鲍德温。

　　成果发表少 背后原因多

　　当前美国学界对社科类成果的评价，首先是建立硬性指标对学者的成果进行量化考核，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价值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果的数量差异受到过分重视。鲍德温向记者表示，美国学界过分看重“作品出版”，导致学界形成了“不发表就灭亡”的氛围。

　　2月21日，牛津大学出版社官网发表文章《预测下一个将出版或被淘汰的学者是谁》（Predicting Who Will Publish Or Perish As Career Academics）称，出版记录对研究人员的科研资助申请、职位晋升，甚至在同行中的声誉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过分看重成果发表这一问题，鲍德温说，“在专门以研究为主的学术机构，成果发表可以作为极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其他指标。对学者的衡量有很多标准，例如在大学里，教学质量就是常被忽视却又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鲍德温还告诉记者，过分看重成果发表也将给年轻学者带来困扰。美国期刊价格的上涨及大学图书馆预算的削减，直接影响了大学出版社的书籍销量。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学者很难说服出版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另外，出版商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使得能够符合出版要求的学者越来越少。因此，鲍德温强调，成果发表少并非学者缺乏生产力的表现，其背后的原因需要综合考量。

　　不再限制出版方式

　　在旧出版系统跟不上学者及时出版成果的需求、高昂出版费用和不断减少的图书馆预算成为学术作品出版障碍的情况下，学者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开放存取，解决自己在学术出版上遇到的问题。鲍德温建议，“如果能够扩大出版范围，将出版的含义从纸质扩大到网络，不对出版方式进行限制，那么出版数量将不再成为问题。”

　　鲍德温认为，开放存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出版和评价系统。未来网络出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众多作品中去粗取精，挑选精良的著作。过去，出版商掌握着学术评价权，其出版的作品被默认为优秀作品。而今后如何评价那些已经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将是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在网络时代，学界需要寻找新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

　　最后，鲍德温强调，无论评价体系怎样发展，其建立初衷都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传播学术成果、推动学术进步。好的评价体系对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有重要的制约和导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