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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群该如何定位与发展？上海交大的一项研究成果使问题有了答案。

　　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城市群蓝皮书 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发布会，在徐汇校区举办。该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主持完成，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系列首次推出的《城市群蓝皮书》，也是我国城市科学研究领域发布的首个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

　　首创“文化”和“首位比”指数，超越西方最看重的“经济”和“交通”

　　城市群发展指数的核心功能是评估一个城市群是否朝向其理想形态演化和发展。目前我国规划和建设的城市群（经济区）数量已在30个左右，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发展指数体系，引导我国城市群朝着理想和可持续的目标演化，决定着我国城镇化道路能否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发展。

　　报告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指出，城市群的两种模式，一是传统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要素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前者是城市化区域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的主要原因。理想的城市群在本质上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而不是某项指标“单子化的膨胀和扩张”，尤其不能以西方学者最看重的经济和交通来衡量。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院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市化进程理论”和自主研发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框架》及《中国城市群数据库》为基础，持续开展《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的研究工作。在指数框架研制方面，课题组秉持“不看口号看实际、不看形式看内容、不看数量看质量、不看经济看整体”的价值立场，自主研发了《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框架》，共设置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

　　该指数框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在顶层设计上，充分关注当今城市群发展在层面、关系上的复杂性，尤其聚焦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导向，具有诊断中国城市化深层矛盾、再现中国城市发展经验和引领示范的重要价值。在评估内容上，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将不宜测评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类指数纳入测评范围，与主要侧重于经济和人口的各种专项城市指数或报告相比，具有全面、客观、科学和人文兼备、符合城市群未来发展趋势的特质。在具体指数设置上，注重抓取城市群发展的即时态势及体现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同时力避由孤立的数据和静态的视角导致的片面性和偏执性。如在指标选择上，该指数报告以人口、经济、生活、文化和首位比作为一级指标，内在构成了一个符合世界城市群发展规律和我国城市群建设需要的科学指数框架。其中，人口、经济、生活是城市发展的三大关键因子，是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但又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该指数报告在“拿来”的基础上，又对其内涵做了重要的甄别和补充，如在经济方面侧重绿色增长，在人口方面侧重优质人口和职业人口等，更好地再现了这些传统城市要素在当今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其中，文化指数和首位比指数，是该指数报告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就文化指数而言，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的城市化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越来越严峻，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共同对策是走文化城市发展之路。在中国，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三是基于中国环境资源相对不足和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特殊国情，文化城市模式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就首位比指数而言，“城市首位度”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由于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概念还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分布状况。比值越低，表明人口与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平稳有序，问题和后遗症比较少。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比较正常。欧美国家大都如此。与之相比，深陷于“城市化陷阱”的拉美国家，其城市首位度一般都在8%以上，其中秘鲁首都利马高达13．1%。在中国，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现象也比较突出。就城市群的本义是一种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功能协调的城市共同体而言，约束和避免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不受节制地扩张为“寡头城市”，对于中国城市群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课题组首次提出并实际运用的“文化”和“首位比”指数，直接回应了中国城市化在理论和模式上的重大问题导向和需求，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战略和发展路径也具有参照和借鉴意义。

　　综合指数排名：珠三角位于第一，长三角居次席，京津冀垫底

　　《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研究范围涉及34个城市，包括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10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扬州、镇江、常州、湖州、嘉兴、宁波、舟山、绍兴等15个城市；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中山、江门等9个城市。

　　据报告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新静介绍，本年度报告中的各项数据，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城市群数据库》。该数据库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城市群指数框架体系》为指导，以我国三大城市群2007-2010年4年的相关专项数据为素材建构而成。与一般以月度、季度为统计标准的经济类指数不同，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研究时段上，由于城市群指数研究涉及的对象多、范围大、层次繁复，加上各城市的数据统计口径和发布时间不统一；二是在研究对象上，由于本报告涉及的数据来源广、种类多，特别是涉及到生活、文化等软性指数，相关部门这些数据的统计与发布不仅零散，存在空白，而且也明显滞后于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就此而言，尽管本年度报告的数据截至到2010年，但已是目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最新和较为全面的数据，其相关指数分析与观点，也代表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最新进展、主要问题和总体趋势。

　　从报告中可以得知，从2007至2010年，我国三大城市群的综合指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京津冀和长三角。这既反映出三大城市群近年来在人口、城市经济、生活质量等方面不断优化进步，也显示出京津冀和长三角在纵向比较上快于珠三角的事实。印证了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发展最快、长三角持续性强、珠三角步履放缓”的总体趋势与特点。

　　在三大城市群综合指数排名上，目前珠三角城市群位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处于垫底位置。从综合指数上看，珠三角除了2010年略低于长三角，其他3年都远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与一些经济类排名中总是以长三角为首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指数体系在一级指数上的多元化，并与我们在设置二三级指数时首重发展质量的原则相符合。

　　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目前尚没有一个可以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他两个，各城市群在五项综合指标上各有优势和不足。

　　珠三角城市群在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上具有较突出的优势，但在城市文化指数上较为落后。三个一级指数的明显优势，是珠三角城市群目前位占据榜首的主要支撑体系；但城市文化指数相对落后。

　　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城市层级体系的发展相对均衡，而雄厚的物质基础则是长三角城市群得以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但需要强调的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其城市群经济则落后于珠三角地区。

　　京津冀的城市文化指数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的城市文化指数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城市首位比则是其最大软肋，表明京津冀距离一个理想的城市群还有很大差距。

　　报告主编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盛蓉博士告诉记者，尽管本年度报告仅涉及三大城市群，但其特殊地位足以代表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最高环节和趋势，所以对中国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仍具有标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国内首个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主要目的是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城市群指数框架体系》进行测试和检验，为今后大规模研究和科学化评估做准备。课题组将根据此次测试和评价的结果及反馈，适时地将研究对象和范围，分阶段地扩展到国家发改委课题组提出的10大城市群、住建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5－2020年）》提出的16城市群，最终扩展到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提出的30个城市群（含经济区）。

　　培育层级鲜明的文化联系机制，推进城市群发展模式转变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城市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核心与支配地位。研究表明，当今世界40个主要城市群的经济产出总和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6%。尽管目前我国城市群的数量已经为数不少，但与世界上著名的城市群相比，我国城市群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发展模式上呈现简单化和粗放型

　　我国城市群在发展模式上普遍存在两大问题，即内涵上的简单化和形态上的粗放型。从内涵上讲，理想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应该包括空间上合理拓展、经济上均衡增长、管理体制上综合创新这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往往只偏重一个方面尤其是空间上的拓展。与内涵上的简单化相联系的是形态上的粗放型。受我国城镇化进程整体水平和历史条件局限，我国几大城市群仍停留在较粗放的发展阶段，缺乏长远眼光，效率较低。

　　如何克服发展模式上的简单化和粗放型呢？一是应精细规划。目前，我国城市群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粗放简陋、相互因袭和大而无当等问题，不仅直接导致发展理念、发展路径的混乱，也带来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空间形态的同质竞争。事实上，城市群的规划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力求精细和专业，符合城市群内在发展需要。在规划上，应摒弃浮华、回归理性，不能沉溺于“眼球效应”，从玩弄概念转向求真务实。二是应提高效率。在度过了早期相对比较无序的阶段后，当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应更加注重效率、内涵和质量，摒弃过去“摊大饼”式的“跑马圈地”模式，彻底转变土地财政模式，以加强内部管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为主要手段，科学处理城市区域与非城市区域的关系，综合考虑经济、交通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提高城市群发展的效率。

　　——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合作阶段”

　　近年来，我国各城市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上不断取得共识，相关政策与制度措施不断推出。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中的各成员合作意识逐渐强化，在区域合作方面均有进展。但总体上看，各大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尚处于浅层、表面的“浅表合作阶段”。像珠三角城市群由于隶属于同一行政区，各种合作比较容易实现，而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相对就比较难。

　　如何发挥城市群里各城市的比较优势，使各个城市深度参与城市群内的合作并承担相应的层级职能，对于城市群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要实现深度合作，形成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制度和体制机制至关重要。从我国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系看，要想依靠城市群自身解决合作制度和体制机制问题，显然缺乏可行性。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不同层级城市的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才有可能逐渐实现城市群内部的深度合作，推进协同发展。

　　——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城市群由于集聚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更加突出。像京津冀城市群，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5月空气质量状况数据看，其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27.4%，低于全国32.7个百分点。事实上，我国的几大城市群均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魔咒也越念越紧。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是通病，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我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是新问题，而是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相伴生，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当前，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城市群陆续崛起，环境保护与城市群经济的矛盾也出现了自东向西蔓延的趋势。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未来城市群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管为“铁手腕”，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对于城市群中的城市来说，保护环境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而必须联防联控、通力合作。

　　——未能形成有效的文化融合

　　当前，传统的以人口、经济和交通为支撑的城市群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城市群”逐渐浮出水面。在后工业社会，由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等构建的城市生活方式，将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一个城市群的发展和兴衰。就我国几大城市群的形成而言，均不同程度地得益于其固有的文化底蕴和根基，如北方文化圈之于京津冀城市群、岭南文化之于珠三角城市群、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城市群。但目前在区域文化协调和联动上，做得比较好的是珠三角，岭南文化为此提供了内在的默契和支持。但在京津冀和长三角，文化的贡献并不大。在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的纽带作用远不及明清时期。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编制规划时“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普遍以交通、产业、人口为重，而忽视人文交流、非物质文化、价值认同等；二是在文化建设时“只见文化产业，不见文化传承”，如旅游景区、文化产业园区甚至是博物馆和图书馆徒有华丽外观，内涵和内容却“千人一面”。这两方面严重影响了城市间的文化融合。城市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对于我国的城市群，一方面是环境与资源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比起土地、矿产、江河湖泊来，历史悠久、形态多样的传统文化才真正称得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就现状而言，各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很难得到高水平和良性的开发利用。对此应以文化政策与管理体制、文化资源与发展路径、文化产业内容规划、文化推广的创意设计为重点，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城市群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以文化小传统重建强化区域内各城市的交流和认同，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国城镇化的成本。

　　展示交大城市学派的科学理想与人文关怀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城市群具有核心与支配地位。城市群不仅是一个内涵空前复杂的“宏大叙事”，也是一场直接涉及到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现实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未来展开客观理性的梳理和评估，既有助于把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现实世界的特征、主流和趋势，也有助于在理性引导和干预下重建一个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城市家园。本着这一初衷，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以自主建设的《中国城市群数据库》为基础，以自主研发的《中国城市群指数框架体系》为中心，对我国目前最发达的三大城市群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总结和评估。

　　刘士林表示，通过本指数报告的研究和撰写，我们初步把握了中国城市群这个庞大家族的脉搏与节奏。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追踪和关注，不断地拓展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使这项指数成为对中国城市群相对全面客观的成长记录和诊断报告，承载起“记录关键要素、再现本土经验、分析内在矛盾、阐释深层结构、创新发展理念、推动城市转型”的交大城市学派的科学理想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