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来，力主中国语言学更好地与国际语言学接轨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相关的语言学名词审定也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学名词·前言》，商务印书馆，2011)。但是，接轨不是一种愿望，也不是只审定语言学名词就可以了。中国语言学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必须首先明确接轨观念，确立接轨原则，解决怎样接轨问题。具体点说，就是继续走单纯拿来主义的“接轨”之路呢，还是改走平等对接、拿来与输出并重、进而强调学术思想输出之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实现中国语言学更好地与国际语言学接轨就只能是幻想，为接轨所做的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其实，与国际语言学接轨而产生中国现代语言学至今已经115年了，尽管未进入21世纪之前很少有人高喊“与国际语言学接轨”。毋庸讳言，中国现代语言学之所以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玄学阶段，原因之一在于百余年来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在执行国外某学派的语言学思想方法。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仿效内容不尽相同，但总的特点是拿来主义，亦即较大程度上忽视了汉语特点。潘文国认为：“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只是徒有其表，或者说，只是时代碰巧在‘现代’，而在方法论上，却还停留在西方的‘古代’。”（详《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3日第5版“学术探讨”首篇）潘先生此言道出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部分事实。然而，这样的“接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影响我国语文教育的高效率，以至于在进入21世纪前后几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怒斥“误尽苍生是语文教育１。也有人说：“作为‘有闲人的智力游戏’，现代语言学是现代科学中最没有用的学问。”所以至此，均由习惯拿来，不习惯输出。不习惯输出，主要是由于自卑、缺乏开创性；习惯拿来，则助长懒惰，扼杀创造性。这样的语言研究不可能促进语言学健康发展，也不可能在社会发展中起多大的作用。
　　鉴于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发展（或曰“接轨活动”）的经验教训，今后从事与国际语言学接轨活动，就必须首先克服自卑心理，力求从汉语言文字之实际出发，立足社会发展需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拿来”，换句话说就是要避免与单纯拿来主义的“接轨”；同时，要在坚持拿来与输出并重，努力实现平等对接的前提下大力提倡输出，以激发语言研究者的创造力。为此，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
　　
　　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共同谋发展
　　
　　从宏观角度讲，语言观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多歧，即使比较流行的语言观也多形成于见仁见智，而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然而语言如果什么问题不能解决，语言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说来，各国语言学家都有提出科学语言观而为语言学健康发展作贡献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汉语学家，更有为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发展作贡献的神圣使命。汉语是典型的词根孤立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使用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因此也是最具研究前途与研究意义的语言；汉语历史文献之丰富是其他任何语言无法比肩的，可以满足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探赜索隐、考镜源流之需；而且我国语言研究队伍庞大，也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有这四大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汉语学家勇于肩负起为语言学健康发展作贡献的历史使命，坚持探索人与生活世界互动作用之力的认知-表述-传播规律，就有可能提出科学的语言观，从而解决这个带根本性的世界难题。到那时，语言学将有望满足社会发展之需要，而不再被讥为“现代科学中最没有用的学问”。由此说来，接轨首先是通过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共同谋发展。当然，除了语言观问题亟待解决之外，语言学领域里还有几个关乎全局的学术问题需要各国语言学家着力攻关，但是要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等到总摄全局的语言观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之后，姑且不赘。
　　
　　促进语言研究方法不断完善
　　
　　从微观角度讲，由于语言观问题尚未解决，语言观制约着方法论，所以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研究方法论问题也需要继续研讨。比如，牵动汉语学各分支学科的现代联绵字观念所以长期盛行，主要原因之一还是方法论问题。拙著《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中用大量篇幅考察讨论了这一事实，可参看。只要我们既不夜郎自大，又不妄自菲薄，凭着我国两三千年传统语文学的积累，完全可在这方面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道理很简单：语言凭借语音载负着语义满足人们表情达意的需要，故音与义缺一不可，具体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这两个方面，注意对其基本单位进行因声求义与因义得声的研究（参看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六《释诂》“语”题解）；书面语是文字的天下，而汉字又是语素文字，汉语语素的音与义通过汉字字形反映出来，因此，形音义互证是研究汉语言文字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当前我国现代语言学工作者一般不谙此道了，各国汉语学家大多读不懂中国传统语文学著作。既然我们有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丰富“矿藏”，只要正确对待，正确归纳总结出它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它的神髓，就可能对各国的汉语言文字研究者有所帮助，甚至对从事孤立语中其他语言研究的学者也有借鉴作用。至于部分现代语言学家极力贬斥中国传统语文学，什么“经学的附庸”啦，什么“前科学”啦，不过误导后来人而已。致令现在连试图运用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做研究的学者也不敢名正言顺地提“中国传统语文学”之名，而改称“中国传统语言学”什么的。其实，改称什么名字也没有“中国传统语文学”这一术语概括得那样准确。过去两三千年的中国传统语文学不是任何人一句话就可以“定谳”的，现有对它的贬斥某种程度上说并非尽出于学术原因（参看上文所引潘文国之说），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讨论了。
　　还有古今方参求，这种功夫是每一个语言研究者都应该具备的看家本领，也是各国语言学界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的。但是，由于长期受索绪尔独尚共时而力排历时之方法论的指引以及急功近利之社会风气的影响，现代语言学著作里很少看到古今方参求的“精品”。有使用此法者，由于语文学功夫有待提升，而不免顾此失彼。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前人著作中多有古今方参求之方法的娴熟运用，特别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钱绎《方言笺疏》中多见。到了20世纪上半叶，传统语文学家将形音义互证之法与古今方参求之法密切结合起来，自觉用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成功范例就更常见了。翻开章太炎的几种重要著作和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很容易看到这类事实。可以肯定地说，形音义互证、古今方参求是确保语言研究沿着科学的求真之路前进的重要方法。我们要把前人成功的范例加以归纳，上升到理论层面，自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更好地实现语言研究的价值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外语言学同行也希望听到中国语言学家的声音，中国语言学家就应该为促进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发展作出与大国相称的贡献。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接轨思想，坚持拿来与输出并重。特别在习惯“拿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界，更有必要强调以积极输出倒逼其语言学思想方法不断完善，以促进中国语言学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与国际语言学接轨之成效的迅速提高。
　　抚今追昔，中国语言学要更好地与国际语言学接轨，必须首先克服自卑心理，彻底纠正自己缺位的“接轨”习惯，坚持拿来与输出并重，真正实现平等对接。或者进一步讲，鉴于百余年以来的“接轨”史，今后中国学者尤其需要注意准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输出促进发展，迫使自己的研究上层次，努力为高品位的输出提供学术精品。这样就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语言学自身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为促进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就实现了语言学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的目的。由此观之，接轨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语言学健康发展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换句话说，也就是更好地实现语言研究的价值。（第1376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