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如何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立足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构筑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来全面解析中国未来经济，成为摆在所有中国经济学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史正富将自己近20年来和数以百计的企业家、政府官员深入接触后所获得的思想和灵感融入《超常增长》一书，正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
过去30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1979－2012年的3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8%，这在中外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回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式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
对这一奇迹，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过缜密的考察和推演大都予以肯定。但是，对于这一奇迹背后的支撑与动力，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不少经济学家仍囿于西方经济学的窠臼，迷信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如何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立足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构筑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来全面解析中国未来经济，成为摆在所有中国经济学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同时，回答好这一问题，也将是中国经济学人跻身于世界经济学殿堂的难得机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日前推出的《超常增长》一书，正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
史正富教授可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经历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师从蒋学模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求学，游学十载，先后在美利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的论文多次在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并曾获得1988年度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回国之后，他由潜心学术转而学以致用，投资多家企业，涉及生物、软件、汽车和新材料等行业，亦获得巨大成功。
《超常增长》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正在于史正富教授将自己近20年来和数以百计的企业家、政府官员深入接触后所获得的思想和灵感融入此书。这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微观主体，相信通过他们，我们更能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多维侧面，从而有利于我们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是市场经济常规运行所不能解释的
文汇报：您这部新书名为《超常增长》，解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快速增长，您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呢？
史正富：超常增长是相对于常规增长而言的。常规是指正常的市场经济在正常运行、没有政府干预和外部冲击的状态下，所能达致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当于经济学中，对应自然储蓄率和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源自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效率的改进。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是市场经济常规运行所不能解释的。从增长的体制与战略出发，可以论证中国经济增长是超常规的。从体制上说，我称这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为“三维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常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企业这两者的关系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在中国，除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两大主体外，还存在一个经济主体，即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这三维市场体制中，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三者有机结合，使企业均衡投资率高于常规市场经济，为超常增长提供了投资动力。从发展战略上说，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化契机，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创造出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正是这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文汇报：也就是说，超常增长是指在体制与战略上超越了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所能实现的增长。从增长率的角度，超常范畴到底如何核算？
史正富：大抵可从两个方面衡量。一是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1978-2011年中国GDP中的贸易盈余占比1.93%，其中1994-2011年为3.78%。二是以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大国作参照。印度经济1994-2011年的平均增长率因改革成功而提升到6.97%，而同期中国平均增长率为10.08%，比印度高出约3%，也恰好大致相当于同期中国外贸盈余的部分。因此，大略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超常规经济增长中包含由体制与战略产生的超额增长率约为2%，到1994年后则达到3%。连续34年每年都差2%，就意味着国民经济总量多增长了将近一倍。
文汇报：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GDP中投资占比颇高，但投资效率却不高，您怎么看？史正富：其实，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差。我们用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的GDP增长所需投资额来衡量投资效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38，近10年达到3.95。横向看，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日本从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14.69。
为什么我们的投资效率比美国还高？我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泡沫破灭，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毁损，所以长周期的宏观投资效率并不高。但经过经济危机存活下来的企业，在市场秩序恢复后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效率就很高。
纵向看，中国资本产出比是在提高，但这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和第三产业的兴起，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投资占比将趋于稳定或下降。
文汇报：还有人担忧，过去10年来，我们的消费占比在GDP中是下降的，消费增长的滞后是否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障碍？
史正富：的确，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是相对较低的，34年平均不到60%，近10年降到50%左右。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过程和资本产出比的爬升是相辅相成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升级和重型工业化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取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资本占比上升与消费占比下降是必然的客观现象。
事实上，过去34年中，尽管消费占比低，其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增长却很惊人。我们的消费年均增长高达9.15%，即使按人均计，也达到7.99%。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的消费很低，可能是混淆了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
地区间竞争推动地方政府研究市场经济，提高管理水平
文汇报：您提出三维市场经济的模型，特别强调竞争性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那么，您如何看待GDP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
史正富：GDP导向只是表层现象，深层原因是地方政府从中央科层体系中的一个层级，一个地区的“代理人”，转变为主动追求地区发展的经济主体。为什么呢？一是有动力，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成了本地经济剩余的分享者；二是有压力，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迫使地方政府学习进取；另外，由于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权，通过国资管理、土地开发、融资平台等抓手，有了谋划地方发展的资源与权力。也就是说，今天的地方政府同时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者与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
文汇报：这个双重身份与超常增长有什么关系？
史正富：它提高了投资水平。地方政府为促进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鼓励企业投资的激励体系，比如设备与技术研究补贴、配套出资、贷款贴息等；其直接效应就是降低了企业投资兴业的资金门槛，从而提高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均衡投资率，而这又意味着比常规市场经济更高的增长率。
文汇报：但是这种投资激励涉及的是地方的财政支出，它能持久吗？
史正富：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并不是公共财政意义上的一般性支出，不是一旦拨付，就结束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花费之后所产生的是一个不断放大的价值创造与分享过程。地方政府通过扶持企业创业所获得的，不仅是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而且是企业全部收入及关联产业链收益的分享权，最终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企业员工所得税、股权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种方式回流到政府财政。因此，它是可持续的。
文汇报：地方政府究竟在哪些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他们的效率为何会比市场更高？
史正富：首先，投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由企业主导的，地方政府只是激励和推动。因此，问题应该是，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甄别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认为，单个地方政府会有失误；但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群体对本地优势产业的甄别是超常增长的关键。过去20年，中国地方政府在选择本地主导产业时有实质性改进，从早年照搬中央文件，到现在自主寻找本地优势产业；从简单的“招商”变成“择商”。地区间竞争推动地方政府研究市场、学习市场经济、提高管理水平。
还有，在平衡与抑制传统部门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反对部门官僚主义的依托，又是企业在部门科层体系中层层过关的合作伙伴。从根本上说，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冲破部门官僚主义迷宫的“战友”。地方政府领导与部门官员同属一个政府体系，相互熟悉对方的办事流程与习惯，沟通更为便捷；再者，地方领导与部门官员拥有共同目标，即帮助辖区企业，促进地方发展。结果，部门官僚主义与行政效率低下这一普遍难题，在中国被三维市场体制大大化解了。
文汇报：您提出，地方政府投资率的提高对经济周期有缓解作用。但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搭建，不少人很担忧，您怎么看地方融资的风险？
史正富：地方融资是为了投资，并非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的投资分两大类：一是基础设施；二是带来收益和财产性收入的投资，比如股权投资。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上市公司、高新企业等持股，可获得分红、资本增值，还有上述的“剩余价值”索取权及土地原始增值。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争议集中在负债规模，但绝对地看负债规模，意义不大。负债是和资产匹配的，所以资产负债率这个指标更有意义。有些地方政府近两年遇到一些问题，原因是当年大规模集中借债，以至于还债期限也比较集中。这只是短期流动性的障碍，而不是负债率过高或不具备还款能力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倒债”，以岔开还款期限。
文汇报：作为谋划地方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自负盈亏，互相竞争。但如果地方政府失灵，谁来发挥监督职能？
史正富：拿地方融资平台为例。全球范围内，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设施的供应商，融资是必然的，何况在中国，他们还有推动投资和企业成长方面的职能。
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科学的政府监管制度，形成商业金融机构办理地方政府融资业务的操作规范。在商业银行层面，对地方政府和对工商企业的融资的监管其实是相似的：信用评估时也应关注资产负债率、收入支出比、现金流的期限结构等指标，然后再决定是否贷款。在中央监管层面，银监会应将地方政府金融业务纳入统一管理，建立针对性的监管条例，如在一般财政预算与项目融资之间建立防火墙，建立“坏账”的处理机制，制定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规范等等。当然，在风险管控下，仍难免有一些地方政府因经营不好而导致偿债困难，因此需要建章立制，到时按章处置，减少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作用。最后，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和会计学家都应当研究、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规范性政府报表体系和评估体系。目前我们使用的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中，涉及的资产基本是支出性的，少有生产性、经营性的资产，所以用这个报表体系不适合分析中国经济。
发展出解释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将是经济学史上的伟大创新
文汇报：您认为，中国经济得益于国际超常购买力的存在，但眼前深陷危机的欧美经济如果不能恢复，那么又有哪种需求可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史正富：过去的超常购买力依赖于美元超发下的美国消费、贸易、财政这三大赤字，但危机已经宣告，这种赤字经济模式终结了。
我们必须寻找内生的超常购买力。中国未来一方面要解决关键要素供给瓶颈以及生态建设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另一方面，国际超常购买力的消失意味着产能过剩与过多储蓄。解决之道正在于使上述两方面互为答案。
但难题是，用什么样的机制促成过多储蓄向关键领域的投资？市场机制肯定不行，投资规模太大，回报周期太长，市场性企业一般不愿干；仅靠政府财政支出，则会扩大财政赤字，引发通胀，从而抵消其正面效应。我建议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性投资基金，把常规生产能力不能吸纳的过多长期储蓄通过基金方式转化为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运营最终形成的国家发展战略性基础资产。
文汇报：中国长时段的制度变迁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能否从历史中找到形成今天这种经济发展制度的依据，以证明它的内生性？
史正富：三维市场体制的意义，不仅是加速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处理国家的统一性和地方的自主性这一对基本矛盾。中国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即郡县制而实现中央集权以后，维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统一，但也造成地方政府的软弱无力。明清之际，一批思想家就这一问题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争论。顾炎武说，郡县制的毛病是过于集权，问题出在上面，如果变成封建制，地方自治，毛病又到了下面，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三维市场经济”从二维到三维这一重大变化，正是一种成功尝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在统一的中央政府、国家战略和法政架构下，地方政府地位改变、自主性增强、出现自谋发展的能力和动力。这是意义至为深远的制度变迁。它让中央政府从日常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关注国家级的长期发展战略。未来，还可以通过制度化，把地方政府整合到国家级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
文汇报：如果这一制度真的可以让中国持续增长70年，而且是超常增长，您认为，它是否会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史正富：我们没有走到西方惯常的民族国家和常规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三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制度的自主创新和国家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共生互为的促进关系，超越了西方世界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狭隘经验。
当然，这不是排斥西方现代经济学，我开展研究时的前提就是市场机制在正常运行，企业在市场价格的指导下自主决策。但是在理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远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机理。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可以进行理论创新的地方。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已具有许多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比较制度优势，且通过自主改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那就有必要研究这个经济制度是如何生成和运转的。但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今天的经济制度仅仅是过渡的、奇怪的，所以没有着力研究。相似地，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有很多人对市场经济也看不顺眼，从道德的角度批评它杂乱无章、自私自利，而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论证人们追求自利并不妨碍社会实现共同的利益，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因此，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历史地位和生命力。我们是以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为“彼岸目标”尽快转型，还是继续自主创新探索，建设超越西方市场经济范式的新时代的市场经济？我认为，吸收全球发展经验、自主探索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市场经济，将是中华复兴的制度基础。发展出解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将是经济学史上的伟大创新。文汇报：中国崛起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尤其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一问题争论颇多。您对此怎么看？
史正富：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也存在着不同“模式”，如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等。只不过在政府与市场的二维关系基本格局上都是相同的。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即三维市场经济，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代之以中央、地方与企业之间的三元互动，从基本结构上超越了西方常规市场经济。具体说，形成了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国家理财、国有资本、国家级长期发展管理这些新的结构要素，我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既属于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制度有共性，又超越了西方常规市场经济，因而具有中国自主制度创新的个性。
当然，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创新还是进行时。如果未来并不改变三维结构，又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那就可以说，中国经济制度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