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办，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的当代阐释与社会实践专题研讨会”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东方文化主流价值的发展演进及现实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探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及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提出了“东方文化主流价值”概念，并引发了各方面关注讨论，以下为其核心观点。
　　
　　凝炼东方文化主流价值，需要从执政视野、全球视野出发，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管理有序角度谋划，给予当代意义上的创新阐释。东方文化主流价值既要强调人的权利，也强调公民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义、仁、智、礼”的重新解释，就是秉承我党一贯强调的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宗旨，与西方价值观有共通之处，但也有所区别。
　　
　　“信”，就是社会诚信，是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基本准则。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信用缺失。无论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都必须扭转这种整个社会缺信的现象，营造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氛围。
　　
　　“义”，区别于农耕社会的“侠义”、“仗义”，是追求建立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之上的公平和正义。当代中国社会要积极提倡正义感。现代社会的“义”有着较强的立体内涵，它表现为和平时期的助人为乐、应急事件的见义勇为和战争时期的义勇军精神，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不同的责任。
　　
　　“仁”，中国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农耕社会的仁爱是熟人之爱。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不仅需要熟人之间的友爱，更需要公民之间的爱心和互助。
　　
　　“智”，就是“包容”，提倡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宽阔胸襟。东方文化主流价值的构建就是要让“智”深入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当中，植根于庞大人口，特别是大量的流动人群中去，使得不同族群之间、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更能“包容”，更加和谐相处。
　　
　　“礼”，是反映民族传统、符合时代精神、体现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规范。“礼”有着直接而鲜明的生活特点，能够在最普通和最广泛的层面体现东方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对于形成稳定而深入人心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摘编自王战《凝炼更具广泛共识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
　　
　　在平等基础上重新看待主流价值观
　　
　　华盛顿大学东亚系 马 钊
　　
　　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很多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在作业中最喜欢“传统中国”这个词。每次我看到他们在中国文化之间加上“传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传统”勾掉。谁是传统？有多少传统？由此延伸到主流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尤其是现代以来，主流价值观是怎么样变成一种政治话语的，又是怎么样被重新发现和缔造的？
　　
　　其实，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上海就是挑战主流价值观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主流价值观不断被塑造，从原来的正统变成了所谓的传统。有很多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五四”对传统作了一个全新的诠释。而且在“五四”话语之下诠释中国所谓价值观的时候，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传统可能成为了我们无法现代化，无法走向一个民主国家，无法走向工业化，无法与西方国家接轨的症结所在。
　　
　　与此同时，“五四”知识分子所强调对于传统价值观或者价值观的重新解释，也并不是他们自己发现的。这与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以及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西方政客有密切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五四”是一种反帝反封建的话语，但恰恰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在于，它所谓的反帝反封建是建立在帝国主义理论框架之下的。
　　
　　我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加州大学何伟亚教授的《英语的课业》。他认为，19世纪以来所谓的“英国的课业”这一外来的东西起到两种作用：一是把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彻底打破了；二是如何重新建构这样一套话语体系。在他的观点中，先打破后建构都是在殖民化体系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在一个很无力的状态下，它无法改变这种殖民话语，只能去迎合。
　　
　　另外一本书是《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和社会知识的建构》，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和印度作为东方两个古老的大国，在近代都经历了殖民和半殖民的过程。但印度彻底被英国殖民了，这导致印度的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抗，希望摆脱殖民，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结构，所以“后殖民”或者“去殖民”成为印度很重要的精神来源和理论学科建构基础。而中国这个殖民过程没有完全完成，这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在于中国保留了独立性，不好的是我们对于殖民话语的反思和反抗似乎不彻底。最主要的例子就是“五四”知识分子，他们是要反殖民，但却不自觉地变成了殖民者的先锋，把殖民的话语融化成自己的语言，并且把它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
　　
　　因此，怎么能够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主流价值或者亚洲的主流价值，在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摆脱原来的束缚状态，重新看待我们的社会和过去，这很重要。这可能是我在美国15年生活的一个最深的感触。
　　
　　传统文化绝不能让佛教缺席
　　
　　中联办 郝铁川
　　
　　中国学界一直都有这样的看法：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元素，三者之间具有分工合作的密切关系，即：“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因此，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写到隋唐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不懂佛教，很难写隋唐的哲学史。季羡林先生说，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谈佛》第280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所以，就像谈论国学无法离开儒学，研究儒学也不能避开佛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能让佛教缺席。
　　
　　大体而言，佛教主要可以弥补儒学的如下缺陷：
　　
　　弥补儒家论述人生苦难方面不够的缺陷。“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按李泽厚先生的看法，儒家是一种乐感文化，西方基督教是一种罪感文化。儒家对人生乐观、光明一面论述有余，而对人生中的众多苦难、烦恼却解说不够。佛教“四谛”说皆是围绕“苦”字而展开，弥补了儒家的这一不足。我认为，佛教则是一种苦感或悲感文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季羡林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季羡林谈佛》第25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
　　
　　弥补儒家论述来世彼岸、命运无常方面不够的缺陷。孔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还说：“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然而，“怪、力、乱、神”是芸芸众生无法不去关心的问题。在人遇到痛苦时，他要思索这是因果报应，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时的一种合理磨练；在人陷入罪恶的漩涡时，他会思索责任归属以及希望何在；在人面临死亡关卡时，他更希望理解是否有死后的世界。因此，人们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越会对“怪、力、乱、神”产生一定的需求。而佛教通过因果报应、人生轮回的学说给人们解释了命运无常的道理，满足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精神需求。
　　
　　弥补儒家论述世界本质方面不足的缺陷。儒家是一套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和“天人合一”为中心的伦理学说，而对抽象的世界本质缺乏合乎逻辑的探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表明他对世界的认识局限于具体的自然、社会现象，而对这些现象背后的世界本质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但佛教与此不同，它把世界的本质概括为“空”，并运用“中道”、“不二法门”等方法，从因果论、实相论、唯识论、唯心论等方面论证了“空”的道理，进而满足了人们“看破红尘”、认识万事万物本质的需求。
　　
　　弥补儒家等级观念方面的不足。儒家虽然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有点人人在本性上抽象平等的味道，但这抽象的平等丝毫不能掩盖儒家又主张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平等的实质。因为儒家维护“三纲五常”名教，主张“爱有差等”、“礼所以别贵贱”等。所以在专制政权的刻意支持下，古代产生了“吃人的礼教”问题。而平等却是佛教大力弘扬和提倡的一个理念，其含义是指一切现象均齐平等，无本性、本质、高下、浅深的差别。佛教特别突出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不仅强调人与人、众生平等，还强调众生与佛的平等。当然这个平等是指在成佛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
　　
　　弥补儒家纲常名教对人的思想禁锢的缺陷。佛教从信仰层面来说，包含他力信仰和自力信仰。后者发展到中国的禅宗达到了顶点，认为佛就在自己的心中，强调心、佛、众生是三位一体的，心外无佛，心净则佛土净。自力信仰体现出来的这种生命体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嵇文甫教授曾提出“左派王学”观点，指出王阳明受禅宗“佛在吾心”影响，提出“心外无物”，含有挣脱名教束缚的思想解放意义，吴泽教授曾撰写“儒教叛徒李卓吾”，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思想解放的意义。
　　
　　
　　
　　弥补儒家重理想、轻操作的缺陷。儒家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色彩，缺乏与之相应的操作举措。而佛教有一种说法：佛在世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以戒为师。佛教的戒律不少，最基本的是“五戒”。弘一法师说：“我们不说修到菩萨或佛的地位，就是想来生再做人，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
　　
　　人类文化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化如果没有多元，就没有活力；如果只有多元，而没有融合互补，则没有和谐。
　　
　　■学者观点
　　
　　徐清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比如说崇尚劳动，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敬畏自然，其实传统文化精华中有很多都可以拿来为今天所用。比如，“俭”在古人的观念中是很重要的，但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炫富、奢靡、浪费的风气很严重，这些方面我们是否应该从价值观的层面找到一些应对之策呢？
　　
　　在现实中有哪些东西可以提炼上升为核心价值，这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因为我们今天经历的现实事件和实践，是古人不可能想象到的。像新加坡政府1991年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事；种族和谐，宗教宽容”，都是立足于它的国情、传统和它的当今实践概括提炼出来的，而且容易理解，字数不多，还好推广，老百姓一看都明白。我认为，我们东方文化主流价值可能需要多向度、多广度、多深度考察提炼，在现实中形成一种互动，可能这样更为妥当。
　　
　　Marcus Marvin(华盛顿大学东亚系) ：如果有一种能够跨越东方和西方关于传统主义价值观的“试金石”，可能便就是家庭了。在美国政党政治的悲观景象中，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制高点是一再被共和党人士所要求的。家庭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在培养合作能力、责任心、服从和礼貌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创造健康社会的关键。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充斥着离婚、家庭暴力和各种心理精神疾病。
　　
　　余治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纽带，儒家必须要有一种担当，要有一种使命感。儒家之言是中华民族之言，是兴亡之道，凝聚了四千多年的民族智慧，是我们民族的文明符号。当然，我们并不指望把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直接转换成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和现实社会安排，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试图释放出儒家内部所蕴藏着的一个巨大哲学解释力，进而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核心价值和文明制度重建的基础，使它成为蕴藏在我们新的乌托邦里的一个深层背景。比如说民本、和谐、秩序、公平、正义、道德这些精神诉求，都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底色。
　　
　　(第1371期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