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15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者们就劳动力市场、国内外经济学教育、环境污染、企业劳动保障和国内经济与货币政策等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讨论。
　　
　　教育国际化带来高技能劳动力移民
　　
　　弗吉尼亚大学Sarah Turner教授针对美国劳动力和教育市场的国际化现象及其影响进行了探究。他指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种“双峰”的现象：45%的高中学历以下的工作者以及超过33%的博士学历工作者是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国家。目前约有31万外籍本科生以及30万外籍研究生在美国接受教育，不同国家的学生数目增加速度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留学美国的学生数目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的留学生数目则呈现减少的趋势。在此基础上，Turner教授认为，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的国际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高技能劳动力的移民。她指出，学术上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移民的经济学含义尚未探究清楚，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力移民成为了需求冲击发生时市场调整的主要来源，IT业工资增加速度下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结论。
　　
　　麻省理工学院David Autor则从美国劳动力市场角度入手，探讨贸易和技术之间的复杂联系。国际贸易的扩展和信息革命都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二者带来的影响是互为补充还是相互替代呢？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和本国劳动力市场以及技术与外包这三个方面，鲜有文献直接将贸易和技术放在同等的位置来研究它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使电脑和机械得以在生产中大规模推广，减少了企业对例行工作的需求，增加对脑力和体力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贸易带来的进口产品使美国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症结在哪里
　　
　　商科和经济学教育对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技术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位学者对中国教育作了观察和思考。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回国任教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试点和代表，中心的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质量和地位都在不断提高。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商科和经济学教育对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技术的革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思考。很多人批判中国教育现存的问题，钱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明显的优点。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中等发达国家，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中国有注重教育特别是老师教学质量的传统，即使在大学，仍然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对学生的数学、英语以及科学素养进行训练。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创造性、好奇心、独立思维和求异的能力都比较弱。学生“求学”是为了找到正确答案，而不是探索未知、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他认为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不仅会抑制创新，而且会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他还指出，关于对大学本科生培养，特别是在经济学、商科和管理学方面，中国的本科生教育过于专业化。有些学校只注重发表，而不重视对学生全方位的培养。中国应该像美国大学那样对新生进行通识教育，而不只是在教学年限上模仿美国。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努力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而在教育方面能否实现目标，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更需要领导力的创新。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污染促使“绿色”需求日益增加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下，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基于上述背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atthew E. Kahn教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建立在中国城市居民对“蓝天”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政治经济学实施和执行污染减排政策的基础上。Kahn认为，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们需要“蓝天”，城市生活质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消费城市的兴起会促使“蓝天”的回归。此外，中国对绿色城市也有需求，有学者表示，低污染是促进孩子发展的一项投资。更多的需求还体现在富有的人们要求生活中存在较小的风险等。而在当今社会，中国城市居民比过去更加了解他们正暴露于污染中。他提出要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中产阶级对高生活质量需求的日益增加；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会鼓励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第三，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当地政府的绩效标准；第四，加强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
　　
　　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从家庭能源使用和健康的角度探讨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他指出，在户外的污染问题以外，户内空气质量也在恶化。户内空气污染主要有两个来源：烹饪和取暖。传统上的烹饪燃料是生物质能，以柴木为代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燃料开始向煤转变；而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投入使用，如电磁炉、天然气、太阳能等。一方面，更多的清洁能源开始被使用；另一方面，基于取暖的需要对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这使得能源使用的趋势更为模糊。研究表明，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家庭收入越高，清洁能源的使用就越普遍。因此，能源的使用与使用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保障的力度
　　
　　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指出，劳动保障通常可以加强劳动者面对企业时在报酬、福利上的谈判能力。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显著地增强了劳动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对企业不合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对企业的谈判能力。然而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的股价却有明显的上升。此外，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雇佣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在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合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低生产效率的小企业更容易发生不合规的行为。新合同法的颁布强制性地使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因此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反而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黄益平教授指出，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扩张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传递，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分别是贸易渠道和实际利率渠道。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政策虽然在最初的3个月会使得发达国家的实际GDP有所增加，但随后这一效应消失，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GDP则一直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央行的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会带来该国贸易状况的改善，对于发展中国家，其贸易状况则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扩张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相似，10年期债券收益率都有所提高，同时也会造成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
　　
　　清华大学文一教授提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企业部门引入了“双轨制度”，即同时存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在正常年份生产效率比较低，然而在危机期间，国有企业可以充当市场协调工具，因为无论营利状况如何，国有企业都有加大投资的承诺。在这一框架下，国有企业始终投资的承诺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结合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此时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以获得正的利润。他强调，国有企业的存在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体走出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货币政策相辅相成同时使用，才能帮助经济体抵御危机带来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资料）(第1372期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