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世界”本身，然后才有如何调用各种理论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丢失了中国“生活世界”这一思考的原初基点，直接去摆弄那些西方学术文本。这是学术理路的错位。
　　
　　“三条障碍说”
　　
　　“中国梦”对于中国学者来讲，也包含了如何将中国学术推向世界的梦想。据说，影响中国人文学者通向世界有三条障碍：一是外语，二是缺乏普世性的问题研究，三是作为当下中国人生存的现代性处境本身就是西方人所主导的。
　　
　　很多人刚听到此种分析论调，往往深以为然。近些年来，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推进的过程中，人们着手在操作层面思考更多的也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就外语来讲，学术刊物开始创设英文版，而在一些人看来，一个学者不能以外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便不能产生国际影响。而且国家还设置了“外译项目”，中国人将自己的作品翻译为外文供西方人阅读来产生影响力。能否用外文写作成为了学者高度的标志。那些英美国家的学者却似乎从未见过要将英文杂志的目录翻译为现代汉语，也未曾见过他们主动地将自己的专著翻译为现代汉语，照这样的逻辑，英美的学术就没有了国际影响力？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的作品成为了外文书写，国际学术影响力就有了？
　　
　　在持有“三条障碍说”的人看来，语言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先通过大量翻译占据对方的学术市场，然后才有影响力。而目前困扰中国学术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学术仅仅谈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产生学术影响力的办法就是仿效着西方学者讨论的话题，最高明的就是接着他们的话语说下去。于是乎，第一步是将西方学术江湖中的各路人马一一分派，以做人头的方式对其仔细研读，一会儿罗尔斯、一会儿朗西埃，学术的趣味不在于它要指向的现实，而是能否赶上西方学术明星制造的步伐。至于他们讨论的概念与一些论断，只要是具备学术生产性，那就大量制造学术文本好了，做学术就是生产文本，最好是能够跟着当前的国际学术大师们一起言说，接着他们的话一直说下去。这种逻辑最大的问题是，遗忘了学术的本质乃是一种公器。
　　
　　如果说，外文具备，人物研究已经跟进，那么，学术国际化依然没有成功，那只能将原因斥诸于整个世界弥漫于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当西方人大谈他们在现代性遭遇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我们的现实步伐才慢慢跟上，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要对中国现实进行检讨，只能学习西方人已经有过的那些反思性的“前车之鉴”。从而按照“三条障碍说”推论下去，注定一边满怀信心地进行“外语功夫”，另一方面又注定悲观地认为自己只能是“做学生”。
　　
　　切近中国“生活世界”
　　
　　实质上，我们只要把上述的逻辑重新“倒过来”梳理一下，就可以见到不同的答案。中国梦并不是美国梦，也不是西方某一个国家的梦，中国人所走的路只能由自己主宰与设计。虽然我们的道路中会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里面涉及到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等，但是对此解决之道并非仅有西方一个药方，正如中医与西医一样，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一套处理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明乎此，这一中国药方便是中国学术最要紧的用力方向，而不是去思考西方人思考的那些概念、文本，否则以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为荣甚为遗憾。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世界”本身，然后才有如何调用各种理论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丢失了中国“生活世界”这一思考的原初基点，直接去摆弄那些西方学术文本。这是学术理路的错位。
　　
　　一旦真正有了切近中国“生活世界”有效的药方，用现代汉语书写出来必定是一些伟大的作品，到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科学哪里还会有走出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好的东西为何要主动送出去？因为好的东西都是别人来求的，翻译云云也是他国的事情了。老一辈哲学家陈康先生在为中国学术谋划时，希望有一天，“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地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第1370期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