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举办的“全球化时代大城市的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法国、中国香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等问题。
　　
　　“以人为本” 积极推进“同城化”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主题发言中详细地阐述了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的重要性。他强调，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不但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扩大了同一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特别表明在城市中的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在“身份―权利―待遇”各个方面所形成的差别，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他建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推进“同城化”工作，通过“身份―权利―待遇”同城指标体系的操作，平抑不公、消除区隔，缩小同城差距。同时，对农村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利益驱力采取弱化措施，柔化或消除同城居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环境权益等的实际差别。他的这些观点和建议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都市的社会发展及美丽城乡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市场化进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院Skopin教授通过考察自2005年以来外来移民对莫斯科的人口结构的影响，探讨了在城市发展和人口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降低的问题。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煜研究员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模式变迁的宏大画面。他的研究表明，由于近3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绝对流动率是不断增长的，但相对流动率却正在经历从一种“飞跃模式”（高继承率和长距离的流动）向所谓“地铁模式”（低继承率和短距离的流动）演进的过程。中国社会的整体流动状况不容乐观，市场化并未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翼研究员，重点关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的移民意愿问题。对2010年原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由于需要归还土地承包合同才能获得城市户籍，这导致大多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仅有约1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进城做市民，原因主要是为了子女能够获得城市里的优质教育资源。张翼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调整思路，摒弃“以土地换户口”的传统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固有的二元分割户籍制度，而应实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分配的均等化政策。
　　
　　城市发展要惠及居民个体
　　
　　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则展示了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的主要内容以及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表明，香港的城市空间发展与人口的教育分布与宗教信仰的扩散有着密切关系。香港“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政策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进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张德镇教授考察了欧洲金融危机对当地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以韩国为例反思了现有东亚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提出未来改革韩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应着眼于改进政府的决策机制，增加政府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提升社会质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及其合作者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疏离感。他们对2010年上海市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户籍分割、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融入程度都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疏离感，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更可能产生社会疏离感，且外来居民产生社会疏离感的主要原因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日本的经验教训
　　
　　日本成城大学西原和久教授指出，在全球化和跨国移民普遍化的背景下，应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观点和地理上的国家边界来考察现代城市的社会发展。他通过对近期日本社会外国劳工移民、留学生和跨国婚姻的观察，提出了“多文化的跨国主义和谐共生”这一概念来理解当代跨国交流的现实。日本上智大学野宫大志郎研究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社会运动的变化，发现社会运动发生的规模与频率和日本的城市化、经济增长状况紧密相连。通过比较1954年和2011年日本社会爆发的两次反核运动，野宫教授指出政治经济背景是影响社会运动变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拓殖大学的新田目夏実教授质疑了东亚城市发展是“过度城市化”的传统观点。他对东亚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并未像传统观点所描述的那样出现了诸多城市玻东亚近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发展是与该区域快速增长的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由于出生率的普遍下降，城市的人口开始出现低速甚至是负增长，新中产阶级及其消费主义模式遍及东亚各大城市，并与传统的消费模式并存。日本名古屋大学?镉裳褰淌谥氐惴治隽巳毡境鞘谢?⒄构?讨杏龅降奈侍庥胩粽健Ｋ?讯?胶蟮娜毡境鞘谢??袒?治??鼋锥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