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瑞典高级研究执行管理委员会（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主席、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教授比约恩·维特罗克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如何回应多元现代性”为主题阐述了社会科学的起源与发展，并结合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了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挑战。会后，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一步采访了维特罗克，从社会科学的发端、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的形成、社会科学成为政策科学三个方面梳理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

　　社会科学的发端

　　维特罗克对记者表示，若想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价值，必须认清三点。首先，要理解社会科学，离不开探究其发展轨迹和遗产。其次，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个世纪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更是达到极致。再次，过去几十年间，在制度背景下针对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发生了巨大变革。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时逢第一次工业革命发轫期，这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维特罗克表示，“社会科学”的概念最早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他以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人类对于“社会科学”的践行远远先于理论，这一点颇值得今人玩味。“社会科学”一词在18世纪90年代诞生后，其体现形式逐渐复杂化，成为人类了解掌握未知、动态世界的方法。

　　19世纪，工业化进程和城市文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短时期内改善了不少欧洲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1890—1930年），社会科学在学术领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机制化发展，体现了人类对于新的工业和城市文明产生的深远影响的探索。

　　20世纪，为了满足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需要，学术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为国家间经济和文化竞争服务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与团体。虽然社会科学很少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心，但其从政治需要中获得了发展动力，相关学科、机构相应建立，学科逐渐完善。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科学在学术领域的成熟、壮大过程屡受挫折，但仍持续发展，并于20世纪60—7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

　　19世纪至20世纪初，社会科学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国家经验与理论关键点》（Social Sciences and Modern State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oretical Crossroads）一书中，维特罗克等学者写道，从一开始，社会科学就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所笼罩，社会问题、世界的合理化、国家经济的发展、代议制机构的兴起等都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议题。与此同时，社会科学也是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致力于铲除社会病症，为社会事务提供合理的、有启发性的运作基石，这正是社会科学的初衷，也是伴随其衍生、发展的特点。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曾说过：“19世纪的欧洲，社会研究出现了从理性思考到实证研究的重大历史转型……伴随这一发生在知识史中的关键转型而来的是制度上的转型。”

　　维特罗克等人在书中列举了社会科学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被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所笼罩。无论是在狄更斯的文学作品中，抑或是在有重大美学意义、有改革意愿的罗斯金和默里斯的作品中，都充斥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崛起和社会潜伏的巨大变化。当时最有名的社会改良主义团体应属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其对于时至今日仍然发挥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研究机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德国，社会政治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聚集了中产阶级改革者的中坚力量，它由有历史学视角和实证精神的经济学家组成，成为德国就社会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其研究成果也具有不小的应用性和政策主导性。

　　在法国，19世纪以降，社会研究就被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管理者所鼓励、推崇，这些管理者深谙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知识传统和拿破仑时期的制度创新，因此十分欢迎充满鲜活现代性的社会观念，并对国家在推行改革中扮演的角色表示肯定。虽然随后由于勒普莱（Le Play）思想的风行，法国社会倾向于更为保守地维系传统的社会结构，但勒普莱的政治观念依然离不开对社会的系统性观察。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早期的社会科学离不开这两个国家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意大利早期的社会科学脱胎于“意大利统一”，西班牙早期的社会科学离不开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失去帝国地位的惨痛经历，西班牙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之力在欧洲板块上重新定义其国家身份。无论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两国都有个人和团体提出过社会研究可以巩固、支撑现代化和改革的观念。

　　社会科学以政策科学形式存在

　　维特罗克表示，社会科学以政策科学的形式存在并非晚近之物，其历史渊源甚为悠久。17、18世纪的欧洲，不少国家都投入精力，把各种形式的财物记录在案，在这个过程中也进行了人口统计。在维特罗克等学者眼中，这正是欧洲的早期政治经济学思想。18、19世纪，社会科学在不少欧洲国家都以政策科学的形式扮演着突出角色。

　　由于政策科学存在不连贯性，针对政策科学是否是晚近事物的论辩从未停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社会思想和政治哲学都是以政策为导向的，尽管在一些例子中并不明显，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雅维利等。但无论如何，社会和政治理论不可回避的主题之一就是决策者的问题。希尔斯曾写道：“古典哲学的伟人是站在职权者、决策者的角度思索重大政策问题的。”

　　而在维特罗克看来，对于新知识的研究诉求多来自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组织，他们青睐工业化，同时或多或少支持具有深刻影响力的社会改革。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家毫无置疑地开始深入涉足政策事务，这也与西方国家的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变有着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