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很快，但世人的思想素质、道德养成却往往慢一拍，跟不上。目前整个社会需要调节，尤其是在世道人心的安立方面。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官德吏治，非常需要“仁爱”、“诚信”价值理念的支撑，它们有助于社会规范、法律体系的健康建构、实施与完善。

　　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在本土遭遇到灭顶之灾，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相对隔膜，而30多年以来的金钱权力挂帅，国民的精神归宿感与对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渐淡薄。近10多年来，民间老百姓对自己的文化精神资源有了自发的需求，国学与儒学出现了复兴之势。

　　民间儒学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民间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

　　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也就是说，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民间儒学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国学热”是对“五四”、“文革”的反拨

　　近十多年来，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正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复兴起来。有人曾问我：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与家训，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回答说：这表明国民对国学、儒学有一种需要。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又有一种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迫切需求，这正是“国学热”的真实背景。我们应当积极引导，使老百姓对国学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有理性。任何民族、国家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都有了解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一种权利。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自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与土壤。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中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似是而非地矮化中国文化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这很危险，其危险性是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伦理的基本共识与终极信念与关怀。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反拨。

　　我一直在批评“国学热”中的“虚热”、“假热”。由于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名演员与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例如关于“家父”、“内人”等，都闹出不少笑话。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不免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这样那样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国学班，而一些媒体只要收视率，很多演讲、影视剧等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在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国学教育是有神圣性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加强国语、国学教育，让所有的中学生都完整地学习了《四书》（课程与教材的名称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续至今。这对文化认同与一代代人的德性养育很重要，乃至陈水扁政府的“去中国化”不能实现，而且台湾的旅游者在全世界被誉为最有教养的一群华人。

　　对儿童、少年的教育，蒙学教育是很好的传统。从三岁到十三岁，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家长与老师的引导下，适当背诵一点《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四书》等，没有什么坏处。蒙学主要讲的是行为规范，礼貌礼敬，讲品行，讲爱心，爱父母兄弟，爱邻人与陌生人。国学教育，主要是生命、性情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国学的薰陶，他们一辈子会受用无穷。亲子一块儿学习，效果特别好，对养成健康的心理、人格与家庭、社区的和谐十分有益。

　　形式非常重要

　　有人问我：今天我们对于国学到底应该继承些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例如，穿汉服，行跪拜礼，祭孔等)是否重要？我回答说：形式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主要继承的是中华文化精神，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但仪式也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而这恰恰是在待人接物、礼尚往来、冠婚丧祭的礼文仪节中慢慢养成的。蒙学中的行为规范也是让孩童从小养成礼貌、礼敬的习惯。陈来先生说：“礼就是文化、文明。古礼包含大量行为细节的规定，礼仪举止的规定，人在一定场景下的进退揖让、语词应答、程式次序、手足举措皆须按礼仪举止的规定而行，显示出发达的行为形式化的特色。这些规定在一个人孩提时期开始学习，养成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行为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上的教养。”现代有现代的礼仪，大陆中国人现今的尴尬不仅是“礼失而求诸野”，而是产生了很多最无行止规矩的粗鄙的人，使“礼义之邦”不断蒙羞。

　　因此，国学、儒学可以通过民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途径，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合法的儒教团体参与社会活动，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社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这是自觉的而不是强制的，当然需要引导。

　　将儒学引入基础教育体系

　　应该怎样做才能保持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根本上还是要将国学，特别是儒学教育引入基础教育体系。国学是国本，当然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体制内的国民基础教育中加大国学、传统文化的分量。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只能是失败的。国学教育是生命教育、性情教育，是管总的。国学、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珍宝还未被我们认识，我们应以健康的心态，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学一点经典，慢慢培养我们的兴趣，慢慢理解我们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我们的现代化得到健康的发展。

　　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王阳明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这说明儒家的道有终极性，同时又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本来儒学就不是书斋之学，而是生活之学，但由于西方化的影响，儒学有变成书斋、会议之学的危险，所以我们尤其要提倡民间儒学，并鼓励青年学子立志到民间去弘大儒学，再植灵根。

　　民间儒学的现代意义：第一，弘扬以“修身”为中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克服现代病症，治疗顽疾，促使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特别使人的心灵得到安顿，使社会生活与现代化良性发展。第二，在广泛吸取东西方各民族文化优长的基础上，在肯定文化的时代性的同时，确保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并发展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中体西用”或“中体外用”。第三，与佛教、道教、其他民间宗教及文化一道成长，与已经在民间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等）交往对话，保持良好的宗教文化的生态平衡，根本上是使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与安立。在这里，儒家中人要向基督教徒、教士学习，动心忍性，深入草根民间，博施济众，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推广儒家诗教、礼教、乐教，让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些君子，多一些有教养的、温良恭俭让的国民。

　　就社会理想而言，儒学的理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盜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古至今，从上层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的表达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等。就今天的社会而言，人们普遍期待的社会状况是：失业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护持，有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贫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权、政治经济权与尊严得到尊重与保护，全民享受住宅、教育、医疗保险，生态环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预期寿命增加，生活品质提升。这就包含着人人平等、申张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的诉求。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是大社会小政府，主要是地方与村社自治，有很多自治组织与较大的发展空间，有社与会，有乡约、义庄等，士绅阶层作用很大。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儒家的制度架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科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三省六部制、谏议制、封驳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都可以在现时代作创造转化。

　　就核心价值与个体道德而言，儒家倡导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价值，这属于“内圣修己”的层面，但人们有了这种价值理念，往住就能敬业乐群，有益于“外王事功”的开拓。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应当看到，当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如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毒奶粉、地沟油、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假文凭与学术不端，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盛行、钱权色的交易等，腐蚀着社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我们要唤醒人的爱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面对社会诚信出现“断裂带”，我们要努力建设关乎人心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系統。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官德吏治，非常需要“仁爱”、“诚信”价值理念的支撑，这有着现实针对性，有助于美政美俗，整饬秩序，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对今天的社会规范、法律体系起指导与辅助的作用，有助于社会规范、法律体系的健康地建构、实施与完善。

　　儒家或儒学或儒教，特别是民间的儒家或儒学或儒教在文化身份的认同、维系世道人心，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等方面，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儒家学者不仅要努力与官、学、商界打交道，以儒家正道指引官、学、商界，还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同时，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第1363期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