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是英美法系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旨在通过没有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的普通公民参与案件审理，扩大司法民主，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其中，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与外界保持隔离。然而在英美等国，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对陪审员与案件审判过程的影响，逐渐进入业界及学界关注的视野之中。

　　不当使用新媒体可致藐视法庭罪

　　据英国《卫报》5月15日报道，一项即将发表在汤森路透的《刑法评论》（Criminal Law Review）中的调查研究揭示，陪审员需要接受更好的充足的教育，充分了解他们在网络上对案件自行调查可能导致案件被停审的风险。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谢丽尔·托马斯（Cheryl Thomas）对239位陪审员做了一项调查，共涉及2012—2013年20多件英国刑事法庭审理的伦敦地区刑事案件。调查中，托马斯发现了一系列因不当运用网络而被开除出陪审团或致使案件重审的例子。例如，2012年1月，一位名为西奥多拉·达拉斯的卢顿刑事法庭的陪审团成员，就因在网络上搜索被告人资料并与其他成员分享而获藐视法庭罪并遭到6个月监禁。2011年，有人因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被告人，对被告的一笔价值600万美元的毒品交易进行干预，同样获藐视法庭罪，被判8个月监禁。英国法律委员会正在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藐视法庭规定进行审核，研究人员希望可以对此有所贡献。

　　调查结果显示，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清楚何种行为是被禁止的，16%的人认为做陪审员期间不能有任何网络使用行为，而5%的人认为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网络。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陪审员中只有少部分人承认他们不当使用了网络：6%的人说他们会上网查阅法律条款和术语，1%的人查阅与案件相关的信息，1%的人通过谷歌地图等对案发现场进行直观的了解，3%的人会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案件，1%的人将案件写入博客或在网络聊天时泄露出去。

　　托马斯说：“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陪审员还是能够理解并遵循新媒体的使用规则，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一信息并不了解。为了减少在新媒体时代陪审员藐视法庭情况的发生，陪审员必须对关于不当行为以及举报他人不当行为的准则有更好的了解，且必须以行动落实。”

　　压力使陪审员倾向新媒体使用

　　关于新媒体对陪审员的影响，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就曾有美国学者进行研究。由美国州法院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tate Courts）出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联合撰写的《陪审员与陪审团新媒体使用初探》（Juror and Jury Use of New Media: A Baseline Exploration）一文中，研究者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中，陪审员倾向于转向互联网寻求对案件的了解，他们在整个审判期间无法避免受到来自新媒体的影响。

　　这项先驱性研究仅选取了康涅狄格、佛罗里达、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和弗吉尼亚的15项民事与刑事案件，法官、律师和陪审团都参与到调查中来。结果证明，44%的陪审员会使用网络查询法律术语，26%的陪审员希望通过新媒体更多地了解案件，23%的陪审员通过新媒体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美国州法院中心主任、项目负责人保拉·汉纳福德-阿格（Paula Hannaford-Agor）表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接触了新媒体之后，陪审员们是否还会继续相信法庭上证人的证言，特别是那些由当事人雇佣的专家证人的证言。

　　此外，还有学者从心理方面揭示陪审员所受到的压力。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负责的调查中，94%的陪审员说他们会举报与其他成员沟通案件的陪审员；14%的陪审员表示，如果他们发现其他陪审员找到一些法庭上没有揭示的被告信息，会感觉很不舒服。英国莱斯特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诺埃尔·罗伯森（Noelle Robertson）对陪审团成员的心理状况进行过专项研究。她提出：“陪审团成员对其正在面临的任务、审议的案子有着很大的心理负担，而解决问题的常规方式（如与家庭成员或朋友倾诉）在此时不能使用，所以他们就会倾向于在网络中进行倾诉和探讨。”

　　此外，研究还显示，陪审员希望能够在审议过程中得知更多的信息，有该意愿陪审员的比例从2010年调查显示的67%上升到此次调查的82%。

　　陪审员需要对自身进行约束

　　面对研究结果，我们不禁反思：新媒体环境下的法律流程，究竟对事实本身与正义的伸张有着何种程度的影响？此前，英国首席检察官多米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2月在《卫报》文章中曾提出“谷歌审讯”（Trial by Google）的概念。谷歌审讯指陪审员通过网络搜索，查询网络匿名者对案件审理的相关言论，从而转变观念倒向罪犯一方。格里夫表示，这是对“英国陪审制度公信力的严重挑衅，是对司法公正基本原则的威胁和践踏”。格里夫的强烈言辞透露出他对网络风险的担忧，他特别强调了网络影响导致案件审判失误的可能性。

　　格里夫在肯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向现场听众问了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反思：网络究竟对我们的陪审审判体系意味着什么？审讯程序是否能够约束陪审员获得信息？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陪审员对案件所下的结论基于他们在法庭上所获知的证据和证词，而非其在来法庭的路上浏览智能手机所获信息？

　　格里夫强调，陪审员需要对自身进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