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哲学家克利福德（W. K. Clifford, 1845—1879）在其《信仰的伦理学》一文中，以一种严格的方式强调了经验证据在人们合理地持有信念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信仰或信念如果是有效的或合理的，就必须以充分的或正当的经验根据为基础，否则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克利福德的看法提出后，迅速引起了当时西方宗教哲学家们关于宗教信念合理性的广泛争论。他的观点被视为一种证据主义，一种对古典证据主义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表达。由于证据或基本命题被看作为一个命题是否合理或正当的基础，因此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基础主义。
长期以来，证据主义或基础主义一直是西方“看待信仰、知识、有根据的信念、合理性以及相关论题的广泛流行的图景或整体的方式”（普兰丁格语），这种判断和评价知识正当根据与合理性意义的主导性准则，为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所关注，并依此对宗教信念特别是基督教信念的认识论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基督教有关上帝的信念缺乏充分的证据，因此持有这种信念就是非理性的或不合理的，或是理智上不负责任的。实际上，这种质疑或者批评在基督教刚产生之时，就已被来自于古希腊思想传统的哲学家们提出。由于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仅古代哲学家们把它作为评价一切知识或信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甚至中世纪众多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如安瑟尔谟、阿奎那等，也以此为根据而提出新的有关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证明，形成了被称之为“自然神学”的辩护传统。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家们更是秉承这样的思想遗产，在对什么是“证据”和“基本命题”的进一步界定中，再次表达了对宗教信念的认识论怀疑。克利福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以更为严格和激进的方式彰显了宗教信念的认知合理性问题。
克利福德式的批判不仅是一种事实性批判、一种关于宗教信念是否为真的认识论批判，而且还是一种价值论的和规范性的批判、一种关于宗教信念是否满足社会责任的伦理学批判。这种批判由于把信仰公共责任的伦理学问题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从而引起了现当代众多宗教哲学家们的关注，并对他所提出的伦理规范问题进行了探究与重新解释。在这些对宗教信念合理性的当代解释中，美国宗教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对证据主义挑战的回应具有典型的意义。普兰丁格认为，克利福德的“信仰伦理学”思想体现了古典证据主义和古典基础主义的基本倾向，即在一个合理的命题（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命题类型——基本命题和非基本命题，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证据性支持，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被接受才是合理的。因此，他把古典理论关于认知合理性意义的核心归结为基本命题。
由于普兰丁格认为古典证据主义或基础主义关于认知合理性意义的核心是基本命题，因此他对什么是基本命题进行了批评性的考察。在他看来，从古希腊以来，古典基础主义关于基本命题的看法有三类，自明的命题、不可纠错的命题和感觉明显的命题。这三类命题虽然在总体上能够成为我们知识的基础和根据，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唯一的知识合理性准则，则并不是完全恰当的。它们一方面过分地狭隘和严格，以此为标准将会把我们大量的日常信念以及有关物理世界与他人的存在之类的东西排除在合理的信念之外；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之作为基本命题在历史上并没有被给予充分的证明，因此是自指的、不融贯的。普兰丁格觉得，如果古典基础主义以这样的有问题的基本命题标准来展开对有神论信仰的批判，起码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或不合理的。
但普兰丁格并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觉得古典基础主义关于基本命题标准或条件的看法不恰当，其突出表现之一乃是过于狭隘，以至于它将本来应该属于基本命题的众多命题排除在了这类命题之外。例如，他认为“上帝存在”的命题就是这样的命题。普兰丁格对此的看法是，有关上帝的信念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命题），它是所有其他信念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虽然人们持有这一信念并不一定具有经验证据，也不是在其他信念的基础上被接受的，但却完全是处在他的认知权力之中的，并且是合理的，起码如同古典基础主义者在持有三类基本命题时所具有的那种合理性。
普兰丁格通过将上帝信念归入基本信念而为其合理性辩护的方式或看法，被一些学者视为新基础主义或温和的基础主义。古典基础主义以证据为核心，将认识的合理性与伦理的合理性结合在一起，指出缺乏证据的宗教信念既是不正确的，也是违反公共的伦理责任的。新基础主义则将两者做了区分，认为如果把核心的宗教命题（信念）作为基本命题（信念）看待，那么它即使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仍然是满足了公共的伦理责任从而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古典基础主义将认知合理性的核心放置在事实性的证据上，而新基础主义则把这种核心归结为基本命题（信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基础主义把阿奎那等人试图在经验证据上证明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视为被误导的从而是不可能成功的辩护方式。应该说，新基础主义坚持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评价标准，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当代学者关于“理性”和“合理性”概念的看法具有某种相关性，但在根本意义上则仍然反映了哲学与宗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性差异与学理间的冲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