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通俗文学、旧体文学、沦陷区文学大热，贡献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但也反衬出“整体性”缺失的急迫：现在已非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时候，更关键的是如何处置上述几者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史料的发现、个别现象的梳理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凑和领地的占有，于是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观念与框架充满不和谐，借钱穆的话来形容就是，“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这就是“整体性”自觉和能力缺失的后果。
　　
　　
　　在现代文学学科的领域内，我所理解、期待的“整体性”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整体性”提供的是一种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这里的“理论”能够解释文学史的具体问题，而且产生连锁效应（所谓“生产性”），进而推及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问题是，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文学、文化的“历史规律”被质疑，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整体性往往被当成一种不可能、不受欢迎的研究对象。由此产生所谓“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一共识激励异质性、片段化、非连续性为旨趣的研究。显然，这种共识中也暗藏着危险。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考掘与“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移诸文学史研究领域，需要的正是“整体性”的视野和理论的有效整合能力。“整体性消失的共识”，其价值并不在于粉碎、终结“整体性”，而在于提供一种警醒：任何“整体性”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都不能带有“结论”的性质或企图，其目的是建立多元的、丰富的文学史空间。
　　
　　
　　另一方面，“整体性”提示的是一种“过去”和“现在”互动对谈、“历史”与“当代”一体贯穿的方法论。在考察当下现场中发现的问题时，首先要避免“横空出世”、“从未出现”的草率判断，而是将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考镜源流、确认价值。研究者需要具备“史的眼光”来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内在关联。其次，唯其是一个整体，所以，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因素的渗入，都会引起整体格局的变化，需要对以往文学史现象进行解释。这里的开放性，就如同艾略特所言“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近年来，文学学科是否贡献了突破性的成果，这个问题也许很难回答。不过，我倒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满足于将文学与文学史研究弄成饾饤式的学问，却忽略了与时代密切呼应的活泼气息，而“整体性”强调的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辩证。1980年代，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其主旨是试图通过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以此为参照，寻访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社会定位、价值取向和工作岗位，在其学术研究背后，有着强烈的当下性和现实关怀。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