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两会’制度全面嵌入到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当中，逐渐从国家制度层面向社会生活层面渗透。‘两会’上所关心和讨论的议题，从宏观角度的国家发展问题，逐渐具化为中观的地方发展问题，以及微观的、广泛关系百姓生活的问题。”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30多年的运行和发展，“两会”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重要性要求制度本身不断完善，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以协商民主为取向完善“两会”制度
在谈到“两会”制度的最大特色时，林尚立表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运行，通过互动保持着有机衔接，其出发点是解决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决策这一基本问题，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过程。此外，“两会”的召开是一个从基层递进到中央，将议题逐渐集中的过程，这种跨年度的互动周期约为3—4个月，在这一较长周期中，民众可以借助多层次的渠道表达意愿。
“以协商民主为取向来完善‘两会’制度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完善协商政治体系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林尚立表示，政协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协商体系，即表达意见—形成共识；人大的协商比政协更进一步，它聚焦于如何将协商形成的共识转变为法律。人大在法案通过之前会征求政协的意见，这一政治过程并不一定在“两会”期间完成，有时是在日常的立法决策过程中进行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协商—形成共识—立法”的程序，政协的协商与人大的协商相衔接，从而在中国整个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协商追求最大范围的利益表达和社会共识。林尚立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民主能够克服机械性民主所带来的简单化倾向，发挥民主的有效功能，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同时指出：“协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门科学。要推进协商民主，就必须对协商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系统的研究，要建立一系列体制、机制和程序，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文明形态。”
“两会”制度考虑社会整体对应性
中国的“两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血缘关系，都属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林尚立指出，与西方议会制相比，中国“两会”制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代议机构与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整体性的对应关系。
林尚立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一种技术化的代议民主形式，人民被组织成选区，代议机构由每个选区选举的代表构成，其成员是以民意代表的形式参与政治生活的专业政治人物。中国“两会”制度从政协的界别和人大的成员配置，都充分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对应性，即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组织、团体都应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这样可以避免导致诸如外来移民、新的社会阶层等一些边缘性族群力量无法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表达意见。
“但是，由于‘两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是专职代表，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他们的专业水准受到一定限制，在反映民意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受到限制。”林尚立提出，即使“两会”常委会成员今后也仍需努力探索如何在既有基础上解决代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基层民主是“两会”制度的活水之源
人民民主的主体是人民，其具体体现是每一个公民在现实生活领域实现有效的意见表达。林尚立指出，基层民主是整个人民民主制度运行的首要环节，也是人民意见和利益输入的源头。他说：“如果基层民众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意见表达和自我决策，‘两会’制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两会’制度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民主的发育程度。而基层民主的发展要求‘两会’代表必须下到基层，倾听民意。”“两会”制度的活水之源在基层民主，没有基层民主就没有“两会”制度。
如何将基层民主与“两会”更好地衔接起来？林尚立认为，衔接不应通过“组织”而应通过“人”来完成，这不仅要求人大代表的选举能更好地体现基层民主，还要求人大代表与基层社会形成紧密的联系体制与机制，政协委员与各个界别的民众建立起制度化、组织化的联系。
“过去，‘两会’主要注重于制度组织运行和程序规范上的完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两会’每一个成员的作用和功能，除了他们在‘两会’期间发挥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开拓他们在社会生产一线的作用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具有多重功效。”林尚立说。
制度研究需要了解他者反思自我
制度植根于它所存在的社会，林尚立认为，研究“两会”制度要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角度切入。他提出，当前中国政治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往往从他者角度来看自己而缺乏自我认知。无论是比较中西方政治体系，还是研究中国政治传统，都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而自我认知是自我学习的前提。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需要充分研究历史和传统，现行的政治体系和传统的政治体系不同，传统中某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借鉴，但制度无法移植。林尚立表示：“反思是创造合理现实的酵母，我们需要从政治实践出发，通过对历史传统、信仰结构的综合考虑和深度反思，寻求适合中国的制度。”
林尚立认为，在对“两会”制度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深度地了解西方、了解他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践行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和方法，树立真正的社会主体意识，怀抱真正的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