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明时代也是善恶价值谱系与社会等级系统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时代。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组织系统特别是政治组织系统垄断了主要的资源，它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而这也是章太炎先生批评儒家和科举制的主要理由。

　　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促成了人类社会和精神的重大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代性的世俗化、工具理性化，也会造成社会价值的功利化、浅表化，以及人的贪欲的不断膨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传统文化的危机和现代化进程的矛盾错综复杂，更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迷乱。人随着自己能力的发展和新的理想的提出，总是希望过“更好”的生活，而人类所谓的“问题”，则都是相对于自己的“应当”和“期望”，即相对于社会文明程度而言的。人的要求更高了、实现的难度更大了，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人类越是有“类”意识，就越会产生价值问题，即善、美、公平等问题并努力解决。

　　在文明时代，人类发展更加不平衡、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老子早就意识到，并要人们防范“损不足补有余”的问题，但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被我们思考透彻，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老子主张人道效法天道，重要的理由就是自然总是自在地“损有余补不足”，从而趋向平衡。人类则往往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达到多数人无可忍受的程度时，通过“造反”、“革命”实现暂时的公平合理，但时间一长，问题又周而复始地出现。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类问题，可借鉴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观，扬弃只是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看待价值的思维方式。

　　如果人的“主体性”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可以免于一切自我批判，那么，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些缺陷，如培根所批评的“种族假想”，即人性的弱点，就不可能会被发现，也更谈不上得到消除和超越。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站在自然乃至其他生物的角度看人的行为，人为了自己“活得好”而狂捕滥杀，还有比这更残酷、邪恶的事情吗？今天的人类应当反省这一点，不是简单地约束自己的贪欲，而是扭转、提升自己的价值取向，培育、增强对生命的同情心。

　　有人说人类不可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的一种“主张”，人是能够否定和超越自己的主张的。真实的问题仍然在于人如何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如果说，人吃其他生命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不得不然”，那么，就要承认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人迫不得已的行为，恐怕不能被认为完全具有应大张旗鼓宣扬的正价值。孟子当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主张“君子远庖厨”。我们要承认并非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善的，都值得称赞褒扬，有些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人才要反省自己、批判自己。

　　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提示我们，人类对待其他动物的方式，也影响到人与人的相互对待方式。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这一群人把那一群人或视为野人，或视为敌人，大开杀戒的同时还制造出一套动听的说法，把这种行为加以美化。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人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反省自己行为导致的恶，并努力地减缓、消除这种恶。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普遍交往特别是公共空间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人们的批评监督、自我反省，也会促进人们的理性与宽容心，推动人们生活的美化和人性的提升。人类只能生存于“大自然”中，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伦理与审美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也应该在人的生命和精神中体现出来，而人的生命追求、精神追求就是在这种关系中予以实现。

　　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从根本上、深层次上说可谓是“亲兄弟，明算账”。“亲兄弟”表明人与自然万物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明算账”则表明人与人、人与万物各有其独立性，有竞争和利害关系，要区分和划界。辩证地看，人的“独立”是相对于“依存”而言的，“竞争”是相对于“合作”而言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在合理的尺度上进行，才能有益于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的共生共荣与可持续发展。这固然是我们的理想，但只要付出足够的信心和努力，它就有实现的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