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是中国政治学人学术自觉意识突显的十年。如果说“以中国为主位的政治学”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真切关注，那么，从关于“接轨”还是“拿来”的反思，到“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呼吁，则清晰表明了中国政治学在自觉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积极避免“被别人表述”的学术担当和努力实现“表述自己”的主体意识。
过去十年，是中国政治学人学术自觉意识突显的十年。如果说“以中国为主位的政治学”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真切关注，那么，从关于“接轨”还是“拿来”的反思，到“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呼吁，则清晰表明了中国政治学在自觉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积极避免“被别人表述”的学术担当和努力实现“表述自己”的主体意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独特性对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政治学提出的现实要求。
反思西方话语 关切中国现实
批判性地反思无疑是本土化的前提。对习惯引进、消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学界而言，反思西方话语、解构种种学术神话无疑是批判性反思的起点。这不仅破除了对西方学术的“盲信”、“盲从”心态，更有助于恢复被遮蔽的认知能力，从而为批判性地反思中国现实提供一个确切而非西方价值逻辑“过滤”后的研究对象。
在诸多学术创建与理论突破中，对以“威权主义”为标签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有效性的批判，具有学术地标意义。事实上，“破”与“立”总是相伴而生。近年来，在成为主流范式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不足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不仅为依靠政党组织国家的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分析逻辑，而且对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在对西式政体思维将复杂的政治现实化为几个简单的政治标签的批判中，有学者提炼出以中式“政道”思维来评判、展望中国政治。
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
毫无疑问，“国家”与“民主”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议题，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却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可以说，1990年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吁求和“公民社会”理论席卷学术界的双重影响下，国家是作为映衬“大市尝大社会”的“小政府”被定位的；而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往往被视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法治民主的同义语。因此，透过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国家研究的重视与民主研究的拓展深化，可以窥见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甚至政治思想、理论之于政治实践的价值。
就国家研究而言，在基础理论方面，从早期关于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到新近关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关系的阐释，体现出学术界对“国家建构”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推进。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有学者在2003年即提出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之后，推动实现以国家制度建设为内容的第二次转型。事实上，政治学学者对建立预算国家、财政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呼吁，可视为对现代国家能力和国家建构趋势的深刻理解。此外，理论“回归”后的国家研究不再是铁板一块，府际关系、部门间关系对政策制定尤其是政策执行的影响受到关注；而在流行的治理话语体系中，国家的重要性并没有被“无中心治理”所消解，“国家治理”被视为应对转型危机的必然选择。
尽管关于国家建构、国家治理的讨论时常关涉民主问题，但民主话语与民主理论自身的发展，仍然为我们理解、反思西方与中国的民主观念、民主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十年来，协商民主、共识民主、参与式民主等话语的普及，不仅丰富了中国人对民主内涵的认识，而且反映出对代议民主、多数民主、精英民主的反思与矫正，有利于破除将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的简化思维。可以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协商民主补充选举民主，以基层民主“为民主扎根”的种种努力，都可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累积的“增量”。
面向未来的新命题
对于身处“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而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生态环境议题的激增，以及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既向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现实命题，更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新空间。
过去十年，关于互联网与生态环境议题的研究得到了一定推进，如：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得到关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政治沟通与传播以及政策过程的影响得到更细致的描述；在生态环境议题上，近来则更多地在治理层面关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化解。
不过，互联网对权力运行与权力关系的改变，可能意味着要对政治共同体的边界、结构与组织方式作出新理解；“社会福利再分配”与“环境公共物品再分配”之间的延续与张力也值得深入探讨。而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对权力结构与运行的改变等关涉未来发展的深刻命题还很少被涉及。
“表述中国”与“中国表述”不仅是中西价值导向与思想的理论博弈，更迫切需要中国学术智慧的理论支撑，这无疑将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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