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历来以“借鉴”为取向。从对课题的选定、审批及论文或研究报告等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发现：我们要做的或应要求而做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从国家振兴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力图通过对相关国家教育的研究，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或借鉴。

　　比较教育研究受国家自我定位影响

　　这种“借鉴”取向的比较教育研究的盛行，除了与比较教育学科的特点有关外，从更深层面看，是受国家自我定位的影响。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在教育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时，其所做的比较教育研究往往是“借鉴性”的，如美国在1983年发表《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后，其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了大量借鉴性研究。

　　现实中的比较教育研究是应国家竞争和发展的需要而选择性地发展的。这也是“民族性”和“国家发展”等概念在现当代比较教育学及相关研究中一直处于重要位置的原因所在。

　　然而，一个国家的自我意识和定位会随自身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国在新阶段的发展，不仅需要“请进来”，也需要“走出去”，来自国家间、区域间的交往和互动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此背景下，比较教育研究在目标或功能定位上应超越“借鉴”，更多地追求“理解”，即以促进相互理解为目标，注重自身经验的总结分析和相互比较之下的概括提升，积极参与到知识生产和创造的国际性或区域性交流合作之中。

　　“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有助于自主知识创造

　　比较教育研究取向从“借鉴”向“理解”和“自主知识创造”转变，意味着向更高阶段的过渡，其外部适应性和内部合理性将更为明显。

　　首先，“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不仅注意探析国家或区域间在教育上的异同，更强调分析异同的原因，从而理解异同的真实意义和影响。这也有助于避免不究缘由的“借鉴”，而使“借鉴”建立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之上。就此意义而言，“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并不排斥“借鉴”。

　　其次，“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强调文化教育上的主体性和相对性，重视对国家或区域在教育上的独立性或差异性的解析和理解，故而整体上更有利于维护教育与文化上的多样性。“借鉴的”比较教育研究更倾向于从外部强势文化的视角评析国家或区域在教育上的差异，从求变、求强理念出发研究如何仿照、参考外来经验或模式并跟随外部发展趋势。相比之下，“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注重对国家或区域教育的主体性或独特性的探究，并从此出发理解与外部影响的关系，评判这种关系的相对意义。

　　再次，对国家或区域的教育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的探究和理解，理论上有利于平等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对本土经验和知识的重视，激励自主创造知识的努力。

　　显然，比较教育研究取向的这种转变，体现了比较教育学科及相关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国家发展在新阶段的现实需要。因此，这种转变值得期待。

　　当然，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转变理解为一种完全取代，也不能期望短期内就能看到明显的整体性变化。实际上，研究取向作为研究相关者对研究目标的追求，既反映客观环境的需求，也关涉研究相关者的认识水平与价值偏好，既出于现实的必要性，也受制于相关条件。因此，在一定时间里，一个学科领域内研究取向的多样性是可以预见的，主要或主流的研究取向也是可辨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取向更是明显。

　　本文倡导从“借鉴的”比较教育研究向“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转变，是期望该领域的相关者意识到“理解”和“自主知识创造”的研究取向比“借鉴”的研究取向更具时代性和合理性，更能引领比较教育研究主动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以促进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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