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儒家经典，只不过是“宪政”的注脚；“宪政”的本土资源，也不过是六经注我的材料库。
　　
　　研究宪政的秋风信服了儒家，成了儒家宪政的鼓吹者，9月份还参加了祭孔活动，一时哗然。说起来，这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拼接名相，生造新词，本来就是思想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儒家”这些年又被洗刷了各种罪责，渐渐有了点充实而光辉的气象，若不被各路官民当作饰词安装在各种美好名称的前面，那才是奇怪的事。
　　
　　意大利作家艾柯在小说里曾发明一种游戏：构造自相矛盾的大学科目，譬如“吉普赛人城市规划”（众所周知吉普赛人是居无定所的），“阿兹科特骑射术”（印第安人没有马，只有倒霉的羊驼）。依样模仿，我们大可以拥有“神农工业论”、“韩非共和说”、“素王庖膳学”、“三百篇记谱法”等等。相比之下，“儒家宪政”云云倒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以儒典注宪政
　　
　　“宪政”说了多年，据说已经是共识，不必辞费。以前的时尚，是在它前面加“基督教”三字，号称非如此不能正本清源、纲举目张。大概那时的一些新潮学人，都熟稔追源溯流的古法，且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训良有心得，才会对两千年前的异国宗教如此执念。这几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一国宪政的确立，不能孤立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意见，虽然也是非舶来话语不能张嘴，与之前的种种妄想相比，总是更好的变化。不过，变化有顿渐、见识有深浅，议论有疏密，手段有迟速，秋风等一把抓来“儒家”二字，只能说是手段迅捷。
　　
　　初读秋风的两本大著（《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还是颇感于他读书刻苦，抄撮繁多。但细读过去，便觉得眼熟。这种故纸堆中的革命，大致有两种策略。一种是以新厌旧，将这一堆中的典诰和注疏统统打倒，自铸新说，从头到脚再解释一番；一种是因旧而新，基要主义，声称自己发现了典诰的真精神，一洗伪信者的妄说和阴谋家的歪曲，救先圣于妄诞，揭毫光于钟彝。第一种是革命的常态，第二种则是宗教革命的常态，教主、先知们的故技。
　　
　　秋风的方法，正是第二种：要在中国古史的远端，那个茫昧难言之处，找到与现代宪政相契合的政制和理念，当然意味着一切前人关于古史的解说，都是肤浅旁枝之辞，若非错误，便无关紧要。这番作为，确实有些气象阔大的模样，只是腔调虽足，并不意味着品格便高。
　　
　　近代儒家人物中最有教主气质的，非康有为莫属。他的《新学伪经考》等书若从学术的角度看，牵强附会乃至胡说八道之处绝不少见。但是，康有为没有脱离当时的学术传统，他是那个传统中的激进派，熟知论敌的成就、资源、方法和逻辑，能够避实击虚，在对手史料稀缺、论证薄弱的地方下杀手。所以他即便强词夺理，也煞是精悍勇决，足以自树立为一家之言。这也正是康的学问远未臻精深，却一时间能够吸引青年英才的原因。
　　
　　反观秋风的著作和主张，却难免有些先天不足后天残缺的意思。先天上，今日不是清末，孔子早没了权威，三代也不再是榜样，就算尧舜之政如宪政儒家所言，也没有什么现实的感召力。后天上，不得不说，秋风的学术，还是有不惬人意的地方。
　　
　　譬如，读到秋风对《尚书》的诠释，难免要关注他如何处理“伪古文尚书”的问题。所谓“伪古文尚书”，指的是今日常见的《尚书》版本，五十八篇中有部分篇章以及传世的“孔安国传”，是魏晋时的伪作。这基本上是清以后经学研究者的共识，也是古典学者的常识。而秋风的做法，不出所料：不辨真伪，不加拣择，一概使用。当然，学院里的认识不必是真理，做学术的为学术所拘，继而被真儒、通人所鄙视，也是等闲之事。
　　
　　这些年，儒学在民间要比学院中更有活力。正所谓你有森然武库，我有寸铁一根，也可以指东打西，杀人越货。曾见过网络上的大儒开坛宣讲，一张嘴伪作《大禹谟》中的名言便劈空而来，若是小声叮嘱他“伪古文尚书”的陷阱，便难免挨上几句抢白，仿佛你才是金圣叹说过的“小儒”，只会纠缠些煞风景的细枝末节。大丈夫志在经世化民，顾不得这些案头琐碎。只不过，学院出身的秋风，智识诚实想必还在，是否真的甘于此种境地呢？
　　
　　新调子与老调子
　　
　　秋风在书中引用文献不少，其中不乏孙星衍、皮锡瑞等清代《尚书》名家的著作，“伪古文尚书”一事，他绝不会不知晓。知而不为，大概另有缘由。章太炎曾经批评廖平，说他把六经的作者都归于孔子，有其思路上不得不然的原因。秋风不加拣择地使用《尚书》等文献，也有类似的不得已之处。
　　
　　中国古代历史虽然长久，但西周之后史著逐渐增多，史实斑斑俱在，容不得“宪政之思”天马行空；上古文献稀少，秋风之学又不足以使用出土文献（使用出土文献大概也不是儒家范儿），三千篇《尚书》只存在于汉儒的臆想，如今剩余这几十篇，当然是多比少好，何况其中还有很多弃之可惜的名言警句；《尚书》等古史文献文字古奥，叙述简略，难懂固然难懂，却也因此有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人言《公羊传》等今文经“便于文士”，《尚书》自可称为“便于宪政”。阐释的自由，终究还是比笃实的阐释更重要。
　　
　　于是乎，翻到《尧典》（秋风们必然还要翻到《舜典》（伪）的），便发现了分权；翻到《康诰》，便发现了君臣契约。不过，看到这里便很清楚，煌煌儒家经典，只不过是“宪政”的注脚；“宪政”的本土资源，也不过是六经注我的材料库。
　　
　　这样的“儒家宪政”，既没有历史的依据，也缺乏现实的基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宪政或许是一种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无根底的“宪政”只是一个名词（“指”），在它前面添上基督教或者儒家的装饰词并不能把它变得真实，靠曲解文本、虚构历史也不能让它的内容更充实。说到底，秋风的“儒家宪政”、“上古政治治理秩序”，不过是在古代典籍中寻章摘句玩自我重复的游戏。
　　
　　理论言说的自我重复昭示了某种困境。围绕秋风的儒家宪政产生了不少争论，未见得有多深刻，却非常有趣。譬如，将“儒家”和“宪政”联系到一起，着实惹恼了许多主张后者的人。不消说，所谓“思想界”里的许多流行话语都是以否定传统作为其根基的，把传统的“儒家”并肩与“宪政”写到一块，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老子与韩非同传。
　　
　　这些人固然可以自称是五四的继承者，但五四时代反传统有急迫而鲜活的现实内容，今天反传统，更像是自我防卫本能的自动发作。他们防卫的，不是理论言说的真实性，而是言说本身的完整性，是某些断言之间的固有关系。如同一尊神祇，灵性早已隐退，信徒们关心的却是它的雕像是否还踩到龟背上。
　　
　　换句话说，这些反对者，也不过是在做另一种自我重复。他们或者直觉到了秋风这套理论的不妥之处，却没发现自己与秋风一样，老调子已经唱到了尾声。只以这点论，秋风还是先知先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