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
老龄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们对老年人保障最关键的两个方面。现在我们有养老保险制度,也有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对象也越来越多的是老年人,我国有老年福利,但还很弱很少,护理保险基本上还没有,老年保障体系目前在中国还是很不健全的。而且仅养老保险目前就很碎片化,各个地区尚未形成一个统筹的高层次,还是各自管理。在几年前就说要建立省级统筹,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完全地都建立起来,离全部统筹还差很多。
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基金制的问题好像比较大,一方面是政府来做,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参加。强制性就是政府行为,这么做了以后又累积了很大一块资金在那个地方。现有制度有两大缺陷,一是不公平,二是高风险。高风险主要是在基金方面,就是基金累积制的风险:贬值风险与投资风险的两难选择。还有不公平。在过去的制度设计当中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考虑到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现有制度已经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后果,个人和企业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政府有很大的依赖,每年政府要帮你支付很多的钱才能维持平衡和运行。这样做使得个人风险容易形成社会风险,个人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风险。财务问题会导致政治问题,本来是财务上的问题,但是搞不好就会成为政治问题。
养老保险体系应该明确一个基本要求,即公平与效率结合,政府责任与其他各方责任的分配和结合。我们过去也讲政府和社会要共同承担,但有一个分配的问题,不能搅合在一块。我们应该把什么是强制性的,什么是鼓励性的,什么是自由选择的分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建构新的三层结构模式:
第一层是基本养老保险。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养老金制度,在社会统筹的基础之上去做国家养老金,这个国家养老金可以通过国家税收来筹集资金,可以是专项税,也可以是补充税,向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低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障,可以做到完全平等,这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体现。政府应该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应该是低水平的,比社会低保要高一点,介于人均收入水平和低保之间,比如说达到30%或者是35%。如果采用现收现付的方式,当然是需要有一个过渡才能达到。
第二层是国家免税额度内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鼓励性的。国家基本的养老保险额度很低,职业年金可以作为补充。国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当中用免税作为鼓励来做。企业委托金融机构去运营,保值增值。这是一种准公共的运行方式,国家立法来规范它,由政府监管,要限定运营商的资格和盈利水平,要公开化,允许企业选择委托方式但国家不为其亏损负责。
第三层是企业在免税额度以外的企业年金以及个人自由参与的养老保险。这个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进行。企业或者个人委托金融机构运营,也是按照准公共的方式进行监管,采用完全商业化运行的方式来做。
要形成一个体系,既能够让每个人都获得基本的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障,同时又能够满足每个人、每个群体差异性的需要。而且靠这样一种体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当中体现各地区、各不同人群之间在原则上能够平等化,能解决目前在社会保障的平等和效率两方面都存在的困境和难题。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探索老龄化时代的新思维
首先,人类会越来越长寿,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一两百年以前,人口的长寿对国家、对社会没有构成很大的风险,构成风险的是家庭,消化这个风险的也是家庭。当现代国家把长寿风险化解接过来以后,100多年以前建立了社会保险,这个时候长寿风险就不是个人的风险,而变成一个国家的风险。1981年智利模式的出现,我认为是化解长寿风险个人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上的转移。所以我觉得,100多年来长寿风险对人类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对社会保障制度来说针对的是国家。
其次,由于国家建立了基本强制性保险,国家作为保护人介入到了长寿风险这个领域,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难,财务状况越来越难,这将是一个常态。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采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的老龄化状况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应对老龄化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缴费率的不断增加,一个是支出的不断增加。
再次,提高老年人参与率,延迟退休年龄,这也成为一个趋势。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如果想提高现收现付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必须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参与率。这个新思维这么多年来是发达国家使用的最多的改革措施。
现收现付还有其他两个参数,调整其他两个参数的国家就不多了。一个是下调替代率。有这么几个国家,采用的办法是稀释摊薄计发的基数。在现收现付制度下,用退休前5年最好的工资平均数作为费基的话,我可以给你摊薄10年、20年、40年,还有到60年的,芬兰、波兰、葡萄牙、瑞典是以终身平均收入来计发的。还有就是下调替代率,是采取变换指数化的办法,通胀率、工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三个中挑最低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缴费率,在过去的10年里,采用这种办法的OECD国家(经合组织)只有2个,一个是捷克,一个是斯洛伐克,其他国家比较少。
最后,社保制度是公共产品,应该实行混合型提供的方式。我们的社保制度应该是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官方提法是12个字: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多层次是四个原则当中的重要一条,这一条就是混合型的提供方式。实际上我们已经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光强调国家的保障,现也应强调市场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既要强调国家的责任,也要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
菲利浦·泰勒(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副校长):劳动力趋向老龄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尤其在澳大利亚,那个时期老年工作者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政府会出台一些政策,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像以前欧洲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时候,他们就想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把老年人驱逐出劳动力市场,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如今,早期的退休被逐渐地禁止了。政策制定者希望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解决社会福利负担过重的问题,他们关注于经济多样性的问题,尤其是提供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力的问题。在公共政策的领域,在支持老人他们工作可能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现在逐渐给予了更多的灵活性。
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政策叫作“公司冠军”计划。该政策主要是为了支持关注这方面的企业,在老人雇佣方面开发出较好实践。澳大利亚总共 投资了5千万美元开发这样的数据库,大约有200个澳大利亚的雇主。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一种是成熟年龄参与计划,还有一种是经验工作历程建议方案。这些计划主要是帮助老人,让他们保持劳动力。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前的人,他们准备的都是过去的简历,现在要帮助这些老年员工制作最新的简历,支持他们受雇。同时技能培训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失去的速度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其实是相似的,老年人更愿意接受较长期的工作。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一旦他们失去了过去所长期从事的工作,再重新得到一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何让老人处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岗位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解决老人问题非常重要的方法。
在很多企业,通常因为有些老人的记忆力不好而加以排斥。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拥有公司记忆和公司智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公司老总认为有一些老年的员工会对公司的管理造成障碍,这就是另外一种人力资源的看法。我们应该考虑让退休的人继续为公司工作。其实很多组织当中老年工作者以前也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是被边缘化了,因为公司认为他们不会再作更大的贡献了。
老年工作者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有非常高的风险,其实老年工作者也有一个黄金工作期。我们在一些调研当中发现,很多老年工作者希望来从事兼职的工作,而不是全职的工作,使他们能对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行一个灵活性的处理。但是还有很多证据也表明,很多老年工作者别无选择,他们只有去做全职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老年的工作者很愿意为社会发挥余热。
我们在进行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考虑很多方面,应该考虑生命周期,考虑员工的职业生涯,而不只是在他们将要退休的时候采取一些行动让他们退休,应该就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和整个工作年限来进行考虑。
杜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老年人口的现状和变化
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 排在第一位的老年人口比例最多的是重庆、四川,上海排第六,北京更排到了全国的平均数以后。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现在更多强调的是户籍人口的老龄化。
城乡老龄化的差距 从1982年开始农村老龄人口已经超过城市了,发展到2010年差距越来越大。可能要等到城市化达到70%、80%左右的时候这个差距才能缩小,因为农村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往外流了,到那个时候才能有相对的平衡。
多少老年人还在工作 现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5374万人在工作,占老年人的30%,这个数比10年前的比例是下降了,但是总人数是增长了1083万人,就是老年人在参加工作的总数在增长。增长最快的是女性。在现在整个就业的老年人里面,男性占了61%,占多数。虽然整体老年人在业率是下降的,但是农村老年人参加劳动,或者说被迫参加劳动的比例确实是在增加。
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到了今年年底就会全覆盖。现在靠养老金退休金就能够生活的人占24%,这些人依靠养老金就可以生活了,这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其他的靠家庭成员供养,主要是子女,占40.7%。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支出。
空巢老年人的数量 全国现在大概是4亿个家庭,其中家里面有老人的有1.21亿户,不到1/4的家庭里面有老人的,1个、2个、3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所有的家庭里面有老人的占30.6%。有老人的家庭里面有1个老人的占58.9%,有2个老人的占40.13%,有3个老人的家庭占0.96%。一共有1824万的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里面。生活在2人户里面的有4千多万的空巢家庭。除了这两种形式还有上面讲的将近1%,他们家里面有3个老人,还有一部分比例是老人和孙子住,中间没有儿子这一代。
老年和健康的关系 2010年的普查第一次直接问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成这样几类:一是健康;二是基本健康;三是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四是生活不能自理。健康和基本健康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了83%。也就是老人不等于不健康,所以很多的政策可能主要针对的应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患有疾病的老人。
老年人教育程度的飞跃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出现了一个飞跃,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占到了一半,历史上从来没有。当然大学、高中学历的比例在增长,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过去一讲老人都是说没上过什么学,或者是文盲为主,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随着新的老人一代一代地进入,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文化生活、社会参与方面都会面临很多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