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阵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展示高校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成果，总结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经验与奋斗历程，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与中国教育报特开辟“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刊，以期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大贡献。
——编者
(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刊 )
理论创新：锐意进取的行动前提
——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创新的结晶，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结果，是党中央善于集中人民群众包括理论界智慧的结果。党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逄锦聚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10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1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1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的10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理论创新并转化成广大群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
创新科学发展理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不失时机地总结实践经验，集中群众智慧，又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认识，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
1.深刻总结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2.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提出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
3.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三次产业协调性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以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改善城乡结构；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并且提出把发展和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4.在规划“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中，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并对科学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进一步阐发。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问题。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到党的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阐述，再到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阐述，表明了党在全国人民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化。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深化，集全党全国人民之智慧，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实践、理论和制度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作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项具体体制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这一概括，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逐步成熟的事实，标志着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创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近十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明确提出生态建设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广低碳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使发展生态文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追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中国绿色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创新文化发展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同时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把文化不仅作为事业而且作为产业大力发展，并提升到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的高度认识，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创新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结果，是党中央善于集中人民群众包括理论界智慧的结果。党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不断地创新
实践的发展无止境，理论的创新永不停顿。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关于时代特征。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科学决策和理论创新的基础。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要问题后，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和负效应，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贸易摩擦、竞争、经济安全等问题有越来越加剧的趋势。进入新世纪后，先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紧接其后的是发生了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受这些危机影响而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对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某些大国的妒忌。面对这样的世界，如何概括当今时代特征，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当今的时代，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比较多的侧重于和平、发展、和谐、合作。但从客观实际看，和平与反和平、发展与遏制发展、和谐与不和谐、合作与破坏合作同时并存。从实际出发，对时代特征作出科学的概括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任务。
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日俱增和对世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对于中国崛起这种独特现象，究竟称为中国模式好还是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好，作为学术研究自可百家争鸣，但作为规范总结，我认为，还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套制度”好。一面旗帜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一条道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一套制度即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为了回答国内外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一些模糊认识甚至曲解，必须着力系统阐明三个问题：一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客观性，即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二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质，即人民当家做主和实行社会主义；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继续探索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所在。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前进。中国理论创新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持。一个国家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理论和根本思想，否则，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是时代和实践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中国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成果中的科学成分；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反映和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
理性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
“理性”这个既有中国传统背景又受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概念，最近几年来频频出现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和文件中，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我们既要在政治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也要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沟通科学与人文、兼顾“物理”和“情理”，既奋发有为，又理性平和。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童世骏
重视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特点，而这个特点的一大体现，是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理性精神的倡导、对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重视。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最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在理论领域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思想之后，党的十七大强调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设定了立足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有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指导实践的具体途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指导思想只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衔接，才会与民族复兴的目标水乳交融而非南辕北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设定了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指导下发生的人民革命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发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过程，而且是中华民族自我更新、自我改善的过程，是中华文化在承继精华的同时抛弃糟粕的过程。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在文化领域强调把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把这种观点综合起来，提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了这个命题，此后我们党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并且明确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的两项。
“理性”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我们党注重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除了体现在上面所讲的两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之外，还体现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关联更加切近的层面上，那就是“理性”这个既有中国传统背景又受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概念，最近几年来频频出现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和文件中，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在中国共产党先前的话语系统中，“理性”也有一席之地，但几乎只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而出现，与“感性”相对而言。除了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被理解为认识的一个阶段即高于感性的理性阶段的特征以外，“理性”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重视效率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要求的方法。“理性”的这种意义与中国主流话语中常常使用的“科学”一词的意义常常重叠，但并不完全重合。在刘少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理性”做类似于“经济理性”的理解的例子。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刘少奇说：“按照经济的合理性，工厂企业是集中在一起合理，还是分散些合理？很明显，分散些比较合理。”刘少奇所提到的这种“经济合理性”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经济合理性为核心原则的市场经济，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以后，第三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越来越多出现于党的文献之中。这种“理性”并不专指认识活动的一个阶段，也不局限于形容实践手段的一个特征，而是表示人们对于自己或别人的判断和行为之理由的一种态度，要问自己或别人的判断或行为有没有理由，有什么理由。追问判断和行为的理由，大概可以作出下面几方面的区分：从所问的对象来说，“为什么”可以是针对别人的，也可以是针对自己的；从提问的目的来说，问“为什么”可以是为了澄清彼此的分歧，也可以是为了寻求双方的共识；从回答“为什么”之问的理由而言，可以是不分场合的普遍法则，也可以是普遍法则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党的十六大以后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关键概念之一的“理性”，就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中为了与他人达成共识而询问自己的判断和行为之正当性理由的那种态度——讲道理的态度、通情达理的态度。
最早把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写入中央文件的，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议中，“理性”概念再次出现，并且得到更为具体的阐述：“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在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以更加概要的方式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观点：“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随后，这段话被逐字逐句写入在201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理性精神”的传统基础和当代诠释
以上所说的三种意义的“理性”概念，姑且可分别称为认知性的“理性”概念、工具性的“理性”概念和目的性的“理性”概念。后两种意义上的“理性”都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但工具性的理性概念只涉及实践活动的手段，而目的性的理性概念则涉及实践活动的目的。把工具性的理性概念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手段，不管是市场决策还是军事战略，只要是有助于高效地实现某个目的如赢得利润和战胜敌人，就是理性的或合理的手段。而把目的性的理性概念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目的，如果它本身是有悖于人们公认的正当原则的，或者说它的实现是会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的，就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后面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刘少奇曾经说过的“讲道理的作风”。而前面列举的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那些文件，则要求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社会，都发扬这种讲道理的作风，用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和对待社会。
强调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态度，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虽然不大使用“理性”一词，但从他曾多次批评“蛮不讲理”或“强词夺理”的态度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是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后，在谈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强调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而不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1983年10月12日，在阐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时候，邓小平又说：“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
邓小平所批评的那种“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的态度，也就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很早就批评的那种“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的现象。李大钊称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为“民族性”。李大钊多次引用孟子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段话，认为凡事可以得人的“自由认可”，且可以称为心服者，必不是外来的强力的效果。李大钊把这种“尚理”而非“尚力”的原则既作为对中国现实进行内在批判的依据，也作为他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或“平民主义”的核心。
李大钊多次引用的孟子的那段话，在20世纪中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屡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是梁漱溟，他认为“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当然，梁漱溟并非不知道这种理性传统在现代中国所遭遇的重大挫折和挑战，但他在那本当时并不指望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中仍然坚信，中华民族的理性传统必将发扬光大，而中国也因此比其他国家要更容易进入共产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理性精神，不仅可以从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中得到文化支持，而且可以从当代西方的学界讨论中得到学术佐证。强调要把“理性”理解为“通情达理”或“讲道理”，是最近几十年中西方一批重要学者的共同观点。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源自古希腊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锋芒转而对准了自己，也就是说对理性主义自身也要“问一个为什么”。这种质问的结果，是发现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往往受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特定学科和特定学派的局限。在批判资本主义、挖掘法西斯根源、反省殖民主义历史的过程中，包括在研究科学史和文明史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者把“理性”概念和理性主义传统本身当作是问题的根源，从而从片面理解理性走向全盘否定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哲学家建议，把那种只用来衡量手段的正当性的理性概念，与也能够衡量目的的正当性的理性概念明确区分开来，甚至干脆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可以说，离开了对“理性”概念及其表述的这种梳理和分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难以理解的，而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和实践中的蛮不讲理，则都将更加严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的宏伟事业。为了实现和推进这种结合，我们既要在政治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也要求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沟通科学与人文、兼顾“物理”和“情理”，既奋发有为，又理性平和。这就是在当今大力提倡理性精神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