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庆期间，邬沧萍教授获颁首次设立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时距离他归国任教已过去60个年头，他专攻人口学研究已然40春秋。
　　
　　他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90高龄的老人捧出刚刚出版的自己主编的50万字书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声音洪亮：“老龄社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回归：舍下“金饭碗”走上讲台
　　
　　“如果我不回中国，就不会在人民大学当教授了，也不会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来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去往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求学。1950年，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回不回中国的选择，邬沧萍当时已经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孩子刚在美国出生。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周围很多声音都在劝说他继续学习或者留下工作，不仅有奖学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条件还可能拿到美国绿卡。“中国人回国还需要有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邬沧萍说。
　　
　　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了他曾经“想都不敢想能去”的中国人民大学。
　　
　　从本科到硕士，邬沧萍专攻经济学，在美国留学后期，一心想要回报祖国的他考虑到，当时“MBA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技术上有用”的统计学。任教中国人民大学，他也就到了统计系。
　　
　　一次跨学科的选择，成为邬沧萍开展人口学研究的起源。
　　
　　转折：闯入人口“禁区”
　　
　　1972年，邬沧萍从“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回来，很快就被学校领导召集参加了一项当时认为有风险的临时工作。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许多工作就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全世界人口增长很快，人口与贫穷、污染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中国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就由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人口问题，邬沧萍也在其中。
　　
　　作为统计学教师，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6亿人口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都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汉、吴景超，清华大学陈达，北京大学费孝通，民族大学潘光旦等社会学家都提出过人口过多的观点。在当时的论争中，因为“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认为“人手论”比“人口论”更科学，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一批社会学者因此遭到批判，几乎无一例外被划为“右”派。
　　
　　此后20多年，人口问题成了高压线，没有人敢碰，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当国家计委联系中国人民大学接手这项“临时工作”时，主导思想还不敢肯定中国必须要控制人口。
　　
　　“当时领导征求我意见，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有点担心，确实心有余悸。”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试水使他慢慢进入角色。接受国家计委的临时工作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因为懂英文，经常负责翻译和参加国际会议，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开拓：一“生”一“老”之学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但“新人口论”之前已历经学术论争。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邬沧萍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很多人简单理解的“人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
　　
　　1979年3月，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这份报告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发表。报告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各省委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后来，邬沧萍和刘铮又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自批判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绝迹，《人民日报》当时已有近20年不曾发表相关文章。
　　
　　其后，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规划会议上，代表人口研究所参加会议的邬沧萍“舌战群儒”。当时会上提出，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以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7亿。邬沧萍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单靠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是不行的，中国的生育要与物质生产和社会条件结合起来”。
　　
　　近几年，从民间到全国“两会”，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邬沧萍教授说：“严格控制人口还是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段发展机遇。”他遗憾于全社会没能一开始就全面认识人口问题，至1980年第一个人口高峰下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是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几个给中央报告的建议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杜绝生三个，对于两个，我认为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是自由的。”
　　
　　少生必然老化，少子必然高龄化，未富先老，不能靠多生孩子缓解。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意识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邬沧萍教授开始招收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方向的研究生，近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
　　
　　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邬沧萍教授再次回想起60年前吴玉章校长露天讲课的一幕，“人文社会科学是全局性、战略性科学，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科学，不能靠急就章，也不能忽‘左’忽‘右’跟风走，要靠长期的文化积累取得，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
　　
　　【颁奖词】
　　
　　邬沧萍先生早年负笈海外，学成矢志报国，成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邬沧萍先生以《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经世致用，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一“生”一“老”之学堪称典范，于己于人，善莫大焉；利国利民，泽被后代。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邬沧萍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