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未来10年中国金融的战略核心意图是：在以逐步、有序的节奏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中国金融进一步的全面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最后以金融强国的实力，去进一步影响、塑造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环境。即，从国内角度看，通过金融改革，加快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尽快纠正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扭曲和微观治理机制的不合理，由此可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从国际角度看，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和一定区域化的人民币环境。为此，我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意图，应在坚持渐进开放资本账户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通过人民币区域化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逐步弱化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间汇率过度涨跌带来的负面影响。唯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真正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金融外部环境。
基于上述战略核心意图，未来10年中国一切金融工作应聚焦在四大目标上：1.即在境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相适应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市尝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2.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3.主动推进国际金融合作，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外部金融环境。4.建立适应人民币区域化初步形成后的央行调控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实现上述四大目标，需要遵循以经济为本；对内开放优先；金融改革与开放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的衔接配合；及谨慎引进“高杠杆”金融产品的原则。
为保证我国顺利实现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战略，未来10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归纳为以下七项：1.抓紧完成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任务。2.确立市场真正可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形成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人民币区域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开放格局。4.调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增加战略性收益。5.以过去从未有的积极姿态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6.到战略过渡期末，基本形成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7.合理布局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战略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金融大开放做好准备。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绩骄人，但在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经济征途中，经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如：一边是M2过多、流动性过于充裕，一边是“三农”金融、中小金融、创新金融的资金需求嗷嗷待哺；在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商业化运作的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否继续鼓励其发展？在支持金融创新中，如何在信贷规模调控下对“高杠杆率”产品的限制？支持金融机构引入外资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是时代大势，但此过程中风险怎么控制？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党企关系”、“政企关系”又如何妥善处置？侧重于加快汇率浮动，短期内不利于就业与增长，侧重于汇率的过度干预，长期内不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那么什么又是真正合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防范巨额美元为主的储备贬值风险，鼓励在海外多元化运用、资源型投资，遭遇海外多种阻力，如果快速减持美元，到头来又损人不利己等等，怎么办？要人民币国际化，自然要求放开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完全放开，当今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必然守不住，怎么办？要坚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国内结构调整迟缓，国内流动性过多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又怎么解决？强调商业金融机构竞争原则，应消除政府隐性担保，这必然会出现金融机构倒闭破产事件，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又必然产生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要维持目前严格的机构准入限制。而维持过于严格的限制，民营资本难以介入，为“三农”金融、中小金融服务的机构与机制自然被压抑或被扼杀，怎么办？等等。诸如此类，标志着当前中国金融问题与矛盾的空前复杂性，其例子同样举不胜举。
如果把分析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外部经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生的重大变化，更是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要有系统的战略思考。客观上巨大的经济体量，其一举一动，已不能不影响世界经济。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通过国内经济传递到他国经济、全球经济，进而反馈回其新的政策信号，又会同样影响、制约我国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包括汇率、利率、外汇储备多元化、主权财富基金、人民币离岸业务、资本账户管理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巨大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面临从来没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动态反溃这都迫使中国政府需要系统思考，其未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衔接的问题。
未来1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及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G7转变为G20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中国金融战略设计中的各项内容，要体现战略方向上的内在逻辑性、整体性。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为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务实的选择。
一、战略环境与战略方向
今后的10年、20年，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革的累积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逐步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美国尽管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已完成从大债权国向大债务国的历史性转变，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正在逐步削弱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了长期以来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积聚变革力量。因此，出于变革中各国间“博弈”的需要，在今后的30年特别是前10年中，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战略上，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取向。
(一)未来经济增长的机遇与挑战：战略需求分析
四大机遇
我国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存在维持经济相对高增长的机遇因素。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及制度变革的红利（但人口红利因素在减弱），而我国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仍能保持的高储蓄率，又使我国拥有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基矗
要想充分挖掘我国未来潜在的这些机遇，必须要借助金融这一系统，以进一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尽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从金融的角度看，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同时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才能进一步挖掘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具体含义如图1所示。
四大挑战
就长期趋势而言，中国关键性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制约、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对金融的具体含义可用图2概括：
汇总未来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未来金融的客观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须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二）现实金融供给：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正确提出一国的金融战略，不仅需要基于未来经济增长和国际环境对金融发展提出的需求，而且又要基于一国金融发展的现实，才能寻找到务实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相对于国际金融环境，目前我国金融现实的最大特征是：“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前者即金融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表现为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突出的三大矛盾性特征：一是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结构优化）明显不足；二是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资本化不足、金融抑制严重并存；三是对外的大量金融投资与较高水平的FDI并存，表明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总体金融效率低下。提出“金融弱国”的思考，主要是基于在国际比较中，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是否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上风”，即是影响旁国还是被旁国所影响进行的思考。“金融弱国”的特征性现象表现在：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我国“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受制于他国货币、汇率政策影响，缺乏对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看，国际化程度低，主要资本管制项目尚未放开，尚未经历过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体现“金融弱国”的一些规范意义上的特征性指标均明显偏低，如金融业占GDP的比例等；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准入仍受严格的审批限制，外资银行、保险和其他非金融机构，其各方面业务经营仅占中国金融业务的极小份额；金融微观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上述一系列“金融弱国”特征，决定了我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手段，基本是行政化的，而非市场化的，缺乏金融强国特征下的全球金融调整的“阅历”与经验。当然也同时缺乏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控工具与方法。
能否对中国金融目前阶段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是直接事关中国金融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发展战略，能否正确选择的首要问题。
（三）战略方向选择：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
金融，本质上是通过货币，借助各种金融工具，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历史上不少国家，往往由于过度利用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助长了其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最终酿成了危机。因此，对金融业的发展又需要有一定的约束与管理。一条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必须从经济的需求出发，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来搭建金融体系。
上述的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首先表明，我国未来金融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发展的空间由经济发展的空间所最终决定。从过去30年的历史看是如此。我国正是在工业化、全球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借助富裕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相对优势，通过不断放松包括金融在内的各项制度约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时届30年后的今天，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相对优势在逐步减弱。但是，促进我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三个主要动力源，仍然较为强劲：一是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二是全球化（特别是服务业外包领域）及其相适应的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三是进一步趋向生产可能性边界及边界本身外移中的技术、制度的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因为经济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潜力，自然为金融的发展能提供巨大的空间。
其次，上述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表明我国需要尽快建立起适应未来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化金融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今后的发展。在要素投入方面，我国未来将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相对减少的威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我国经济保持继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涉及经济领域包括经济结构方方面面的内容，核心是需要进一步贯彻竞争的市场化导向原则。金融是配置各类要素的核心环节，因此贯彻市场化导向原则，有效配置资源，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广义金融体系的四个方面：即组织机构、市场结构、产品工具和调控监管，充分实现在有效监管下的市场化竞争原则。面对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挑战，意味着滞后的国内金融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全面加快市场化进程；相对于目前的金融对外开放速度，更应着重加快金融的对内开放；相对于目前以行政调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取向，更应抓紧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的转向。一句话，必须真正、全面加快国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步伐。
当然，金融的发展不能过分超越经济的发展，不能为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为了应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必须在把握好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在这方面，总体判断目前国内金融的发展，“不是过了”，而是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放松金融各方面的市场准入，资金价格、产品创新等管制。
再次，上述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以及当今中国金融现实表明，我国在战略过渡期内，既要不断追求金融的全球化，又要保持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未来的10年，中国经济尽管仍有可能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但是，相对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平均增速将会放缓。因此，面对较高的储蓄率和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压力，加上环境资源压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和随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展后养老金池逐渐放大的压力等，这一系列结构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以过去从未曾有的注意力，着眼于在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中配置各种资源，谋取更多的境外净资产收益和自然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这决定了，中国再也不能埋头于国内金融的发展，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争取在国际金融平台上的更大话语权。对外开放的目标，也不能仅仅是局限于过去吸引外国资金、金融机构、操作技术的低水平思考，而是也要放在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平衡中考虑（国际收支平衡）。为此，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包括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改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事务的推进，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争取国际金融事务上的更大主动权，营造包容、合作、共赢的外部金融环境，以尽可能在融合国内国外两个金融体系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相对较高的国民财富与福利。
进一步分析，不仅拥抱经济全球化，而且拥抱金融全球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概括而言，一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金融服务，需要从国际社会直接引入金融服务。国际经验表明，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比提供资金更为重要。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借助国际金融市场，以促进本国金融服务的改革和发展。三是经济的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加以配合。四是中国在一个时期内的储蓄与投资缺口，需要借助国际金融市场加以调剂。五是参与全球及区域性金融规则的制定，在全球及地区金融市场上提高中国金融、货币的影响力，是大国经济体稳定增长及经济进一步崛起的必需。
然而，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金融弱国”的现实，又决定了我国在拥抱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战略过渡期内，必须保持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态势。即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融合度上，只能是有限的。并且，两者需要在相互配合中推进。因为要想真正发挥金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仅仅放松管制是不够的，需要经济资源能顺畅流动（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经济结构相对均衡，市场价格能反映市场有效率的需求。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适应市场化的运行要求，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运作。而且，由于金融天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金融的市场化同时需要金融监管的有效约束。也就是说，一国金融的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标志着经济、金融运行模式的根本转变，而不是某些金融具体指标的改善。我国经济中的结构矛盾、制度体制问题、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滞后，以及外部金融环境的牵制，却制约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无法一步到位，仍需遵循渐进的原则。
特别是鉴于美国危机后时代，未来10年国际金融秩序仍是不确定、动荡的背景，中国金融的开放更需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的传递。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开放只能是积极有序的。开放的内容，是由少到多，资本管制是逐步的放松，一句话，是有限度的金融全球化。这意味着，不可能在“战略过渡期”10年内的某一时点上，实行彻底、全面的金融开放。对一个转轨国家或者“金融弱国”而言，在国内经济、金融充分的市场化、自由化之前，过早、过快的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但容易导致金融危机，而且往往会被迫成为国际市场资源调节的对象，较难“以我为主”地引导世界资源配置为我所用。国外金融危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危机起因可以是国内经济的某种扭曲，而国际资金跨国的大规模流动往往是加剧了扭曲和引致最终危机的导火索。而且还要看到，未来国际经济、金融社会可能加剧的动荡，除了原有的矛盾外，国际货币体系重建过程中的冲突，将酝酿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心货币国家为维持自身利益可能采取的过激政策，都将引致世界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如果全面、过早、简单的融入金融全球化，只会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冲击，造成中国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被动局面。即使是从微观金融机构竞争力角度看，仍处于“金融小国”、“弱国”地位的国内机构和投资者，早期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不熟悉、已势单力薄，也不利于其稳定的运行。总之，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既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全球化，又要对金融全球化持谨慎的态度。
在明确“有限全球化”这一战略意图中，当然同样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我国金融业的对内与对外开放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两者不能完全割裂，需要在相互配合过程中稳步推进。虽然在原则上强调“有限全球化”，但是在当前环境下，既不可能完全不对外开放，也不可能在对外开放相对不到位的情况下，去实现对内的完全市场化。或者说，对内充分市场化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配合，往往会失去进一步推进的动力、压力和方向，不利于实现国内完全的市场化。
二是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这一金融战略的选择，是在实现金融强国前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旦中国成为金融强国，即人民币具备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一典型特征之后，进一步的金融战略必然要进行调整。届时，中国也许会同样面临“特里芬难题”。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届时即是如此，中国也不能做第二个美国，而是应该在探索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约束自己。大国的货币、汇率政策要服从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去创建一个和谐的金融世界。但是，在此之前，在“无奈的选择”阶段，为了“进两步”，必须先“退一步”。通过逐步、有序的参与金融全球化，可以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中国金融进一步的全面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以金融强国的实力，影响、塑造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环境。这是我国未来10年金融战略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今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是必须清醒认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追求GDP增长中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增长本身，还不适宜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发展金融不是单纯为了通过发展多种金融技术与手段在全球赚取利益；推行本币国际化，也不是为了获得海外发行的铸币税等收益，那是世界强国在一定发展水平时的货币霸权的表现，从较长历史时期看，也恰恰又是一个金融强国正在走衰的表现。中国现在和今后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绝对不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仍然必须是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水平，追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如果说在金融发展中，通过参与全球化在获取经济发展收益的同时，获取相对过去较多的金融收益，那也只是副产品而已。在这方面，世界上教训很多。远的不说，就近期而言，爱尔兰、英国等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经济脆弱性，已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告诉我们，如果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好，需要有充分反映实体经济供求状况的金融市场价格信号，但又不能期望纯粹满足市场的需要，出现价格过于频繁、超过基本面的大起大落，一味追求金融业的增长值。
二、战略核心意图
以近似中医学的语言作一简要阐述。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意图是：与虚避邪、以虚固本、固本扶虚、以虚制虚。这里的“虚”字，更多的喻义为“金融”，“本”字更多的喻义为“实体经济”。
与虚避邪。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又是收益者。中国未来要进一步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必须参与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市场风险多端，在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又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国际市场风险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即参与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防火墙”隔离的、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虚固本。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我国的金融体系效率，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固本扶虚。在壮大实体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也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以虚制虚。通过有限参与金融全球化，壮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进而巩固“金融强国”的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
简言之，未来10年，在以逐步、有序的节奏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中国金融进一步的全面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最后以金融强国的实力，去进一步影响、塑造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环境。
也就是说，从国内角度看，通过金融改革，加快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尽快纠正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扭曲和微观治理机制的不合理，由此可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从国际角度看，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和一定区域化的人民币环境。这既是我国未来10年金融开放的首要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今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需要。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追求GDP增长中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增长本身，还不适宜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在这方面，世上教训很多。为此，我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意图，应在坚持渐进开放资本账户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通过人民币区域化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逐步弱化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间汇率过度涨跌带来的负面影响。唯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真正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金融外部环境。
三、战略目标
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归纳中国目前国内、国际各项繁杂的金融事务，未来10年，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应聚焦在四大目标上（具体目标与十五项具体任务的关系，见图3概括描述）。
（一）在境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相适应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市尝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
在今后1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积极利用外资，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经过30年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国已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上前五大经济体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果国内能够实现充分的金融市场化，中国与其他大国经济体相比，有条件能形成能相对自我循环、基本自我满足的融资体系。因此，在有限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只要在对外部金融风险保持相对隔离和对国际投机资金冲击予以一定防范的前提之下，尽快放松对国内金融业几乎涉及各方面的管制，加快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基本确立各类金融机构能够依市场规则自由准入和退出的机制，基本形成金融产品创新的合理生成机制，基本完善金融市场的结构框架，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基本满足不同的企业主体、不同的投资者主体，能以不同的期限、不同的形式，实现各种筹资与投资的需求，这是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最基本目标。
要做到这一切，当前关键的问题，不是目前国内知识准备的不足，也不是经济领域中其他结构条件的不具备，而是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机制的滞后。只有放松各项管制，才意味着改革，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基本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合理的金融市尝机构与产品体系。毫无疑问，想尽办法尽快加快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的步伐，是中国金融战略过渡期内需要实现的四大目标中的首要目标。
（二）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
中国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显示，作为今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追求大国经济进一步复兴的理想，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才能不断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自然包括要对汇率、资本流动的各种行政干预机制予以改革。
但是，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中的教训同时显示，当今的世界经济，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货币、汇率体系影响下，世界“非中心货币”国家的政策、制度的配置，稍不留心，同样会导致这些国家经济产生巨大风险，甚至发生全球化收益的急速逆转或金融危机。
因此，这些国家在汇率、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等方面，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阶段水平的，有序、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政策。中国是一个“非中心货币”国家，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正在转轨中的经济大国，鉴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身潜在的快速增长速度和巨大的贸易、金融规模，为适应大国经济复兴的要求，有必要也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去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的利益。又鉴于汇率、资本管理政策只能采取渐进开放的原则，人民币区域化利益的追求，只能暂时通过创建人民币离岸市场，相对隔离外部风险，去实现有序的金融开放，即适应当时境内外经济金融状态，渐进调整汇率、资本管制政策，应有意识的围绕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这一核心内容展开。这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金融战略在未来10年特殊的过渡期内，在融合汇率、资本管理、沪港国际金融中心等涉外金融内容在内的金融开放时，须始终追寻的目标。
（三）主动推进国际金融合作，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外部金融环境
在埋头发展国内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业和图谋有序金融开放部署的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外部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加快推动全球金融合作，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同是贯彻中国金融战略核心意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完成未来10年金融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迄今的中国已不是小国，中国经济发展已离不开全球经济。外部稳定的环境是中国内在高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国必须主动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影响力，特别是抓住美国危机后中国地位相对提高的积极因素，积极推动国际金融合作。
首先，在东盟10 3合作的基础上，推进亚洲货币、金融的合作，稳定亚洲金融秩序。重点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用亚洲的美元支持亚洲融资市场和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谋求亚洲经贸活动一体化中的中国利益。
其次，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战略支点，加快试点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的各种业务，争取在亚洲区域内逐步形成具有相对主导力的人民币环境，这既是稳定中国与亚洲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通过推动IMF的改革、推动人民币进入SDR篮子的进程、SDR本身的改革以及支持世界各区域各类货币合作，以抓住国际货币体系改善与重组的历史机遇。但是对此，既不应抱有过高的幻想，又要宜“小不忍，则乱大谋”，以求同存异、包容甚至作出适当妥协的态度，尽可能一点一点去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善，努力营造世界主要国家能基本接受的，互利、共赢（尽管此“赢”对不同国家的意义并不一样）的外部金融环境。
通过各项国际金融事务的合作，以一定的战略思维，在埋头搭建人民币区域化环境基础的同时，追求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稳定的货币、汇率环境，确保长期增长的利益。这是在战略过渡期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时所必须确立的目标，也是过去几乎可以忽略而今后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中国只要尽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外部稳定环境，就能获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
（四）建立适应人民币区域化初步形成后的央行调控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随着战略过渡期内金融对外开放新内容、新特点的逐步出现，中国央行必须及时适应新的环境，清理阻碍在新局面下货币政策有效操作中的各类制约性因素。主要是探索人民币离岸市尝人民币区域化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操作平台与政策体系的困境及其对策。抓紧完善在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操作中的汇率、利率、资本流动制度的改革及与其它各项改革间的有效配合机制。着重选择好人民币离岸市尝人民币区域化发展后，弹性汇率和市场化利率调控工具的启用时机和力度，资本账户逐项放开的程度与方式，确保境内货币运行状态的稳定。
针对当前金融监管协调不力、行政管制过度、“金融滞后”的状况，在战略过渡期的前期，一是必须加快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倒逼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从中保障制度间的平衡，这是过去改革的经验。但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中国的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历经新的部分的经济不协调，不可能取得金融开放条件下新的经济协调。二是改善金融监管与协调，抓紧形成现有监管部门设置基本不变但监管协调有效的机制，以过渡到战略过渡期后期，“水到渠成”地彻底解决“一行三会”在有效监管上的部门设置问题。在到战略过渡期末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处理好加强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分阶段、基本清除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管制。
同时，参照国际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在尊重国际组织一般性原则要求的前提下，“以我为主”，适合国情，形成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指标体系和组织架构。
四、工作原则
金融事业的兴旺，涉及经济与金融改革、发展、开放中各项复杂的事项。根据中国金融3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教训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实现过渡期内的四大目标和落实下述复杂艰巨的任务，工作原则和方法至关重要。过去的历史表明，当处于复杂的环境，在对每一项任务的落实措施作出选择时，往往会无意识的疏忽一些重大的原则。特别是面临金融改革开放中大量问题决策时的摇摆不定，更是说明在金融发展的若干基本原则上，有时往往模糊不清。因此，未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坚守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有助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四项原则：
（一）经济为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改革和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由于金融系统天生存在的内在放大功能和不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在未来国内外动态的、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处理不好，会对国内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因此，把握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则，绝不能为金融自身的开放而开放，也不能为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即不宜简单拿外国的相关数据作为评估中国金融发展的优劣标准，也不宜脱离经济发展需求，设定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独立的具体指标。一切金融发展，应以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为出发点，以满足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
（二）中国金融的对内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
一个好的、稳健的、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国内部扭曲的经济关系得以纠正（结构改革）对内充分的金融市场化基础上。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尤为如此。在中国当前，事实上限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的金融压抑过度而并不是金融对外开放不够。正是不适当的金融压抑才产生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才容易引起资产泡沫的生成，破坏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国内金融业的“滞后”或者说发展不足，恰恰是制约了我国目前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因素。不管是汇率改革，还是资本管理改革，迄今之所以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相适应。因此，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进程把握上，当前尤须强调的是，金融的对内改革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的原则。
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中，必须清醒认识到，当今世界中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基本是由主导储备货币或“中心货币”发行国家所决定。而且货币与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运行，具有规模效应与惯性。在一定的惯性作用下，后来之上的国家如果不顾其国内金融市场是否成熟，完全按照已成路径依赖的国际市场规律运作，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相对金融弱势的后来之上的国家很难赶超金融强势国家。目前，中国尚在资本管制下的人民币地位又决定了，人民币的一切运作，很难跳出美元在世界经济周期运行中的主导局面。何况，中国国内还存在大量的金融管制和结构扭曲，需要在规则层面进行不断的调整。因此可以说，中国金融的全面竞争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完全不考虑金融开放中对内对外的孰前孰后问题，一味加快对外开放，只能产生不利于我国金融战略利益的效应。
因此，在金融改革开放的次序和节奏上，要全面服从于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和长期的、赶超的金融战略意图，要考虑体现大国经济复兴意图的国家其他政策的衔接需求，不能完全为国际上某些势力集团的要求和压力所左右。
（三）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的衔接配合
从本质上说，各种政策，尤其是短期宏观政策，主要是用以帮助调节国民经济或金融体系有序循环的外部力量，更多的功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是为实现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时间。而只有当一国经济、金融运行处于自我良性循环后，才能实现其自我累积效应并取得经济的合适增长。因此，各类政策恰到好处的确定和实施，必须从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的规律出发，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矛盾，注意把握其先后实施次序和政策衔接的系统运用。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已经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总体上仍属于转轨经济状态，它既带有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痕迹”，又带有市场经济的新特征，经济总体仍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带有转轨的、渐进的经济特征。转轨、渐进带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有时推行一项新的市场化的政策措施，单独看，从市场经济方向而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复杂的转轨经济体系中，市场化措施与非市场化措施在行政推动下融合，有的领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领域改革慢一些，处理不好，就容易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另外，同样是推行一项充分体现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或金融体系的不尽合理，而非其他经济领域存在问题，也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我国在坚持金融渐进开放中，必须正确把握好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同时应密切关注“中心货币”国家经济运行对当时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保留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随时调整的权力，以真正取得对国民经济调控的主导权。
在今后1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重点要突出关注新历史阶段金融开放中汇率、资本账户管理和人民币区域化这三大战略核心内容之间的动态协调，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三者的关系。具体而言：
1、钉住以贸易伙伴国货币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是中国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从长趋势看，在小幅波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时有微略升值的压力），同样又有助于快速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而且，有利于降低企业在区域贸易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的汇率风险，有利于人民币逐步成为东亚区内货币的“锚”和东亚区的主导货币，实现使人民币逐渐成为世界上具有价值储藏功能的长远意图。
2、在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之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比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则大打折扣。鉴于此，在汇率小幅波动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的过程中，视经济发展动态，仍应不排除在必要时，及时调整汇率，甚至选择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汇率调整，使汇率以基本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更是有利于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
3、虽然人民币全面的国际化，需要以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和其他条件为前提，但是在初期，不排除两者可以交替推进，在交替发展中相互促进。即在资本账户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政策的支持（如人民币离岸市场政策），并不影响人民币区域化逐步推进的进程。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下的资金进出通道提供了条件。
4、资本账户管制的宽窄或松紧力度，是体现汇率政策的一部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同时，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又可以减轻资本账户管制的一定压力。以上四点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恰恰是今后金融开放中如何把握好节奏、次序和政策衔接配合的关键。
（四）谨慎引进“高杠杆”金融产品
世界上多个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教训证明，在转轨时期，由于金融开放的节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衔接配合不好，在引进一项在成熟市场国家看来毫无疑义的新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技术，往往反而导致货币调控的失控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这里，并非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往往由于对特定国转轨、渐进改革复杂性的估计不足，对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合不够娴熟所导致的。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个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宏观调控技术娴熟，然而由于放纵了大量“高杠杆”产品，同样会惹成大祸。
一个好的金融工具在不同状况下运用，并非都是好产品。这里不是一概反对引进“高杠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只是强调引进的目的、引进的时机，强调一国是否存在引进的环境与土壤，而不是其他。众所周知，同一个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在中国金融发展过去30年中的前10年和最近的10年，其宏观效应及对其的评估，会绝对不一样，如短期融资券。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杠杆率”问题上，一国越是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全球化，其金融学意义上的信用、货币、信贷规模的决定参数已日益复杂化、国际化。从理论上说，高杠杆金融产品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是纯技术的因素，仅是涉及信用放大的问题。但是由于一国货币当局基于不同国情下的货币调控标的，是调控信用、货币、信贷规模，还是利率、汇率？由于标的的不同，某一高杠杆产品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正是全球经济学家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深刻反思中不得其解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经30年改革开放历练的中国决策者，恰恰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已朴素地认知，中国金融正处于货币、信贷数量控制的发展阶段，对每一个高杠杆产品的引进，必须考虑其“信用放大”对“数量控制”的影响度，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上述四项原则是基于对世界上相关国家金融改革与开放中惨痛教训的总结，基于中国30年金融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中国金融的金融发展目的（经济为本）、金融内在特征（放大功能）、转轨金融本质（制度配套）、当前改革开放矛盾（内外开放关系）这四层逻辑关系，依照金融世界中自身的属性关系，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全方位思考的角度，依次进行的一种理论抽象。
五、行动纲领
为保证我国顺利实现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战略，根据图3所列的15项具体任务，对相关内容进行适当归并，未来10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归纳为以下七项。
（一）在战略过渡期内，抓紧完成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任务
中国金融战略之所以设置“过渡期”，是因为国内的各项金融、经济制度还不适应金融全球化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近4000美元、又处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基本满足适应自身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首先是稳健的，并且这种稳健不再是过去以政府隐性担保和囿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行为而取得的，也不再是在过去“金融国门始终不敢完全打开（也不可能永远不打开）的情况下取得的，而应是能适应海内外金融市场冲击的、有内在自身制度保障的稳剑其次，这个金融体系是灵活的、有弹性的，它能根据经济不断发展需要和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的演变，及时提供新的、有效的金融服务。这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尽快消除各种形式的金融管制，基本实现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
基本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这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前提。
要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
> 加快和完善国内各方面的制度改革，重新审视和取消相关的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能依合理的市场规则较自由地准入；
> 基本确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框架，包括统一的债券市尝主板、二板、创业板框架和全国统一有效的产权交易市场等；
> 利率、费率的基本市场化和汇率弹性的进一步扩大；
> 真正建立灵活多样、适合中国广阔市场特征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 完善政策性金融与市场性金融在机构、业务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 彻底解决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托代理机制，基本形成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有进有出、有增有减“和绝对与相对控股的格局。
要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核心是必须放松国内现存的各种金融管制。要严格区分金融监管与”保姆式“管理，妥善处置加强监管和鼓励创新的关系。如果迟迟不放松各项金融管制性约束，只会拖延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贻误整个金融战略的实现，最后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尽快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是各项金融改革开放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二）确立市场真正可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我为主，建立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我国长远的经济利益。但是限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当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加入他国现有的货币区，又不符合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复兴的利益。因此，只有通过其他相应政策的配合，适当限制我国货币政策机制的独立空间，同时提高政策的市场可信度，实行以钉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一种无奈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选择。
汇率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定的汇率制度，决定了中国金融开放的水平与程度，包括除影响国内经济运行外，直接制约了金融开放中的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事宜。确立这项任务为主要任务，其方向是随着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的发展，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进一步拓展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空间，在追求”以我为主“货币区的逐步形成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未来汇率制度的选择，既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转轨，也是不断寻找市场均衡汇率水平的过程，更是调整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体制、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的过程，是一个多目标协调平衡的复杂过程。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汇率制度而改变汇率制度，而是应该放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金融框架和经济与社会稳定关系中动态把握。
为给国内经济、金融结构调整提供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可以在不预先设置时间表的前提下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具体的含义是雷同于又不完全雷同于现行的政策内容。具体应把握好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确立一中心汇率。二是中心汇率应根据贸易、投资等对外经济状况、对方国货币政策的声誉及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确定一篮子货币的内容。三是根据经济与市场发育状况，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必须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四是上述操作过程与细节，同时必须与人民币区域化过程相配合。五是在整个逐步逼近有弹性的浮动汇率过程中，人民币作为”弱势“货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趋势，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汇率制度能否顺利转轨需要经济结构和调控方式变革的配合，否则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埋下隐患。具体来说，一是要加速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二是需要积极发展外汇避险市常三是需要保留必要的外汇储备和资本账户管制。四是需要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合理搭配。五是应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
总之，在当前和未来动荡、不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大国经济体汇率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主要在自身。通过改善我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与增长质量，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能力，逐步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来促成建立让市场真正相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通过人民币逐步区域化、国际化的漫长进程，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和调整”篮子“的内容、权重，最后水到渠成，使人民币汇率完全融入国际间的浮动汇率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
（三）形成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人民币区域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开放格局
这既是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也是中国资本管制渐进开放政策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组合的必然。
从长远看，建立”以我为主“的货币区，需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从短期看，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元霸权出现逐步衰落，从削弱美元不负责任发行的负面影响出发，我国当前既有必要、也已具备初步条件去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的利益。在资本账户仍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新制度的配合，并不影响人民币区域化逐步推进的进程。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进一步放宽资本账户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提供了条件。这也许在世界上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但是并不意味在一个大国的经济复兴过程中，这条探索之路已被完全堵死。
具体说，利用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创造一个可相对隔离境内、境外风险传递、相对可控的人民币离岸市常在不影响（有的是配合）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既定进程前提下，配之以汇率制度的改革，逐步打通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部分可兑换，由少到多，逐步积累，将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功能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中转、扩散到世界金融市场，形成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这是中国金融开放中一项核心的任务。
（四）调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增加战略性收益
在一个新兴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作为日常性的工作，并非为一国金融改革开放所必然涉及的重要任务。但是面对我国2011年底已达3.18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原则，追求战略性利益，防范贬值风险，不能不是今后中国金融工作中一项既带有长期性，又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国民经长期辛勤努力积攒的利益问题，而且全球之巨的国际储备，其一举一动，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进一步的合理运用，还将涉及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局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良好环境的诉求。有着与其他国家金融转轨、开放相比不具有的特殊性。因此，用好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中国国家金融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历史性的特殊任务。
要完成此项任务，一是要抓紧调整现有不适应上述目的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二是必须打破传统理论上的”安全、流动、保值“这一思想框框，增加”战略性利益“内容。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理念的修正，寻找新的机遇，追求更多的、为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性利益。
（五）以过去从未有的积极姿态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
讨论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更多的是与中国金融直接相关的事务。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于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同时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减弱中国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极大的有利于中国金融战略的顺利推进，因此同是中国金融战略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此项任务之挑战性、长期性，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未遇到过的。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增速可能明显放缓的局面，中国更须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注意力，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配置。对开放的目标，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多吸引些外资、多学习些西方金融市场操作技巧之类的思考，而是必须思考与顺应历史大势，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努力去营造、合作、互利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
此主动、积极态度，并不意味在承认G2机制倡议的情况下，中国想主导世界经济，而只是为了维护全球化趋势，通过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更多的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利益，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相反，若不持主动、积极态度，到头来恰恰是会影响中国金融战略的实施。
“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应包括以下几点：
（1）应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议案。
（2）支持各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研究和发展。
（3）以各种方式，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实现区域性风险救助机制。
（4）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
（5）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投入更大的精力，牵头组织、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经济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又是高储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通过发展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战略的实现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约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现象。
（6）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中的中国利益。
（7）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一句话，在未来，“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中国不能再是被动参加的“接招者”，而应是主动谋局的“出招者”；不能再是当议题摆在眼前的慌忙“答卷者”，而应是早已深思谋略的“出题者”。“另一战线”的金融事务，更不应是政府某个部门某个国际事务司局的“专利”事务，而是事事关乎金融战略大局，必须认真对待，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六）到战略过渡期末，基本形成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
随着金融战略过渡期内各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今后难免会出现单个或若干金融机构的破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集中传递、以及随汇率浮动幅度的加大、部分人民币和外币自由进出的自由度加大、套利套汇行为活跃等现象。一句话，未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将出现从未有过的复杂程度。
如何确保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不受世界经济冲击和自身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金融大开放格局下对货币调控与金融监管的严峻挑战。特别是这轮美国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以及随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汇率、资本管理开放步伐加快，货币调控与监管的相应改变，已时不我待。在此期间，必须要完成货币调控由货币、信贷的规模数量调控向利率、汇率的价格调控转化的历史性过渡。要尽快结束国内各种形式的金融管制，形成充分市场化导向的金融制度体系。要尽快结束各金融监管部门协调不力、金融创新动力受阻的制度约束。特别是面对金融大开放格局，要尽快寻找适合中国近阶段特征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内容和监管框架。这一切意味着，不断完善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是始终伴随战略过渡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此，在今后的宏观货币调控体系建设中，必须努力在以下若干方面提前准备。中国央行应在战略过渡期的前半段时期，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利率传导机制，择机取消银行信贷规模行政控制办法，真正探索以利率、汇率为主要导向的调控机制。要加快建设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了实现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应确立对不同机构主体有不同的监管和风险处置措施，避免形成将来事实上的货币发行“倒逼”机制。
就金融监管而言，我国未来的监管框架可考虑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即驼峰型监管加消费者保护模式。要体现对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应有所区别，实行不同的监管政策。金融监管应逐步转向以功能性监管为基础的矩阵管理。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势在必行。各类监管政策应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正反馈机制，提高市场的整体稳定性。监管部门与所监管企业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如何处理好加强金融监管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是多年来始终没有处理好的一大问题，也是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极其重要的环节。
（七）合理布局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战略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金融大开放做好准备
在当代，一个崛起中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已离不开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
面对中国在战略过渡期内汇率、资本管制的渐进改革，同时又想享有人民币区域化利益的需求，自然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上困难重重。同时中国具有“一国两制”、“国内境外”这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决定了在解决实施中国金融战略的上述困难中，对能否用好香港这一在境外，是纽约、伦敦比不了的。
（夏斌 陈道富《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