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一直被看做是支持政权的预备队，是邓小平常常去寻求帮助的对象，他们没有参与1989年的任何活动。 然而，从那时起，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许许多多的“群体性事件”中都有农民的身影。无论是毕恭毕敬地递交详述干部腐败情况的上访、按部就班地策划针对乱收费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还是激情万分地参加由耕地被占引发的暴力冲突，与1989年相比，中国农民显示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参政和维权意愿。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参政”与学生卷入政治互动有着部分类似的诱因，这就是机会（opportunity）。与世界上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一样，中国的农民抓住了既有的和已察觉到的体制缺口（openings）。在官方对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间或地、无规则地放松控制的时期，农民是这种松动的最大受益者。在改革初期，随着制度化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的瓦解，农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惧怕和依赖地方领导人。最近以来，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增长给予了农民更多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基层选举和司法改革则既提供了可以去抗议的新的滥权方式又为反对报复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尽管很多维权的主张仍属于被禁范畴，尽管北京仍对威胁国家利益的分子采取强硬措施，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周期性地发出信号，认为农民的苦衷并非没有道理和原因。这些苦衷包括官员腐败、执法不公以及百姓的生计。
　　　
　　但是，农村“参政意识”高涨的原因又不能全部归结于政治管制的放松和社会经济变迁。有远见的“农民领袖”已迅速抓住机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通过放大体制缺口——将曾被禁止的权利要求推向官方可接受范围内。由此，长期抵抗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掌握技巧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决策的产物——这些人懂得怎样表达权利要求、动员追随者、策划抵制行为以及（偶尔）发起跨区域行动。面对长期的逆境，这些人已定期地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很多人为他们的勇气付出了代价——殴打、监禁和入狱都是家常便饭——其他人还在继续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是否应把那些持续抗争的异议领袖们推成“英雄”；反之，如果他们打起退堂鼓，就要被贬为“胆小鬼”甚至“叛徒”。（注释2）
　　　　
　　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来说，他们如何被追随者察觉到、如何去吸引旁观者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广泛的支持会降低筹资、引援的难度，也能使农民在组织者遭羁留扮演起保镖角色，或者勇敢地参与到营救行动中。在最近几年，政府高压维稳的措施有时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措施非但没有起到孤立“麻烦制造者”的作用，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威望。尽管恐吓、殴打、罚款、没收贵重物品和当众羞辱能够迅速终结某一事件并挫败参与者的士气，打压还能产生抗议者乐于担负的成本，并展示他们的为公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甚至连长期入狱这样的判决也不会削弱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招来公众的称赞。数千人夹道迎接被假释出狱的抗议活动组织者返乡的场面就是例证。
　　　　
　　社会认可能够强化抗议者的决心，也能催生更多有勇气的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得出一个结论——类似举报和上访等相对温和的抗争是不起作用的，有力且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手段（如阻塞交通或组织静坐）是必需的。这类手段有：在装有扩音器的小型卡车上宣传有利于自己但被当局忽视的政策；就高学费向教育主管部门施压；以及包围收费人员，作为将其赶走的一个前奏。为纠正所在地政府的失职行为，早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通常求诸更高层次的官员。然而，现在的组织者更倾向于直接挑战当权者并当场索要让步。
　　　　
　　非理性活动也在上升。占用村土地兴建发电厂、庇护贪腐的官员是近期许多官民冲突的导火索。这类事件中只有少数例子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研究员于建嵘记录了那些未经筹划的、“偶发的”且很快自行终结的抗议事件的散布过程。这些泄愤活动的怒火实质上是由偶然性的情绪宣泄点燃的。去年夏天，贵州省瓮安县一名女孩的死亡引发了数千人参与的骚乱。这一事件说明，一些地方“积淀的民愤”和“社会绝望感”在增长。这一事件也表明，一旦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因当前的经济衰退被迫返乡，潜藏的紧张关系就会加剧。
　　　　
　　但是，中国的农村真的出现动乱吗？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许多的抗争活动组织方面仍然是脆弱的，而且缺乏跨阶层的合作——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参与到乡村抗议活动中。此外，对权利的要求仍是有局限性的，而且集体行动规模较小，且限于本地。即便考虑新的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在黑龙江、河南、内蒙古等地普遍出现的争取耕地私有化的活动不仅缺乏涵盖面广的要求和持久的领导力量，也不具备持续性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团结、规模和合作等特征。在抵制压榨、反抗掠夺行为以及驱逐不得人心的干部等方面，农村的抗议活动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能对政权产生迫在眉睫的威胁。
　　　　
　　允许农民参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高度自信。如同农村的选举为问责制带来了活力，为不同政见留下一部分空间是该政权有一定风险的加强合法性策略的一部分。它真实地说明，事态仍处于执政党可控的范围内。当局仍然有采取高压措施的能力和权力。如果中共高层将农民的“参政”与藏独或类似分子的活动一视同仁，就说明领导层并不稳定，甚至表明连政权都处在弱化当中。正如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之后的波兰，政权摇摇欲坠的信号有时可能是缺乏抗议行为而不是抗议活动四起。在今天的中国，压力正在形成过程中，而且压力形成的速度也许快于释放压力的速度。而且我认为，观察农村抗争以及政府如何对其进行处理是了解政治体系强弱与否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