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的“疯狂”与“理性”
2012-09-21
作者：卫小将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埃里克·霍弗所指的群众运动主要包括宗教运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等。这些运动中的群体是一个疯狂与理性的综合体：从局外人的视界来看，他们的行为具有盲目性、颠覆性和破坏性，是疯狂的；从当事人的视阈来看，他们的行为则具有合目的性，他们在最求一项神圣的事业，是理性的。对此，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将带领我们游走于局内与局外，洞悉群众运动中狂热分子的心灵世界，解析他们疯狂背后的理性。
当今社会是一个发展与冲突交织并存的社会。从国际上看，虽然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局部性的群众运动（宗教运动、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却从未间断；从国内看，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平稳，但各类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有鉴于此，当前开展群众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视之，但从学理上却可将其囊括于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框架之中。
毋庸讳言，关于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但在西方欧美国家却已硕果累累，其中的扛鼎之作当数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简称《乌合之众》）和美国哲学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以下简称《狂热分子》)。勒庞无疑是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开山鼻祖，他的《乌合之众》已为中国读者熟知，该书以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为背景，重点描述了群体特别是暴民政治运动群体的特征。其核心思想是当个体融入群体后，很容易丧失自我而成为群体的一部分，聚在一起的群体会可能产生一种集体性的狂热（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其行为很难受到道德良知和法律制度等社会控制的约束。勒庞的这一观点虽备受争议，但却为后继者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其中霍弗就沿袭了了勒庞的研究，其书《狂热分子》堪称是《乌合之众》的姊妹篇，该书以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法国大革命、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印度独立运动、犹太复国运动等为背景，探索陷入这些运动中的狂热分子的缘起、心理和人格特征。如果说勒庞描述的是个体融入群体后的群体疯狂特征，那么，霍弗勾勒的则是促使个体组成群体疯狂的人格特质。
霍弗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是较为陌生的。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作品与其生命故事是交织混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生命故事进行简要的叙述。[②]霍弗1902年生于美国纽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均是移民美国的犹太人。祸不单行，7岁那年，他失去了母亲且双眼无故失明，这些不幸导致他失去了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幸运的是，到15岁那年，又莫名其妙的复明了。这种戏剧性的生活变故激发了他无限的生命斗志，再加上女仆玛尔莎预言他不会活过40岁，霍弗珍惜有限时间如痴如醉地阅读，杂学旁收，几乎到了一种疯狂境地；18岁那年，他怀揣300美元来到加州平民窟与那里的穷人一起劳动和生活，他先后进过收容所、当过伐木工、淘过金、打过零工；40岁那年，他并没有如玛尔莎预言离开人世，而是在旧金山开始了持续一生的码头工人生活；49岁时，出版《狂热分子》，该书迅速风靡美国，当年销售余50万册，并成为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目，连被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大量买来送人，但霍弗针对此举却不以为然，他说：“这表示每个小孩都读得懂此书”（霍弗2011:1-2）；62岁时，他被聘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高级研究员，但依然没有放弃作一名码头工人，因此他有“码头工人哲学家”的称号；81岁荣获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82岁在美国去世。综上所述，贯穿霍弗生命故事的一条主线是“苦读、苦行、劳动、思考、写作”，他因此也有了多重身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心理学家、码头工人等。在他的生命故事中充满了“穷人、失意者、畸零人、受压迫者、少数民族、罪犯”等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这些群体的生活处境、心理状态、人格特征、思维逻辑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一生横跨了20世纪五分之四的时间，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反殖民运动、宗教运动、民主运动、共产主义等。这两点足以成为他探索狂热分子之所以狂热及其他们的人格特征的源泉。霍弗的书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严密的研究方法和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对于底层社会的“熟知”或许就是最好的理论、方法与证据。在此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用“用脚写作的”作家。
霍弗的《狂热分子》并没有遵循严格的学术著作体例，而是采用一种更为灵活的散文体形式，有感而发，直舒胸臆，语言精炼，对人性洞察犀利，风格酷似其推崇的蒙田随笔。这种使用自由体书写枯燥的学术话题恰好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因此迅速成为一本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但也丝毫没有因此而减损其学术价值。霍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由具有狂热信仰、准备好随时为一件神圣事业牺牲的“忠实信徒”所控制，他就就是要追朔这类人的起源和勾勒其人格特征（霍弗2011: 2）。一言以蔽之，霍弗就是要带领读者走进狂热分子的心灵世界，其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渴望改变的愿景是催生群众运动狂热的驱动力；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哪些人群容易成为狂热分子；第三部分讲述群众运动中狂热分子的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第四部分主要简述群众运动的铺路者“言辞人”。首先，在第一部分中，霍弗挑战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传统上，一般认为贫穷是导致群众运动和革命的主要因素，当人们生活朝不保夕，一无所有，成为一个赤贫者时就会寻求革命和变革（霍弗2008:23）。而霍弗则认为，“失意”才是群众运动和革命的主要动因，赤贫者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而不愿意看到社会的失序，他们较之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失意者则更希望看到社会的急剧变革，他们怀有无限的力量和对未来的憧憬，一句话、一枚徽章、一个口号都有可以唤醒其改变的力量。参与群众运动可以成为失意者或绝望者的神圣事业，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并不满意，转而通过参加群众运动追求一种“无限伟大的事业”来“逃离自我”，他们因此会在运动中将未来无限放大,从而激发出自己的执着与疯狂，因此霍弗说：“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霍弗2008:30）第二部分，霍弗分析了群众运动中的十一类潜在皈依者，分别是穷人（这里的穷人并不特指整日为基本生活操劳的赤贫者）、畸零人、被遗弃的人、少数民族、青春期的少年、有野心的人、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无能者、极度自私的人、对生活厌烦的人、罪犯等（霍弗2008:43）。这些人往往是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失意者，他们在现存社会中无权、无能、无助、卑微、渺小、孤立、无望，迫切需要编制梦想来获得救赎，他们渴望能融入群体运动，投身于“变革世界”的神圣事业。此外，在这部分霍弗还提及了一个值得省思的观点，一般我们认为哪里有压迫那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强烈反抗就越剧烈，压迫如果突破民众忍耐的零界点就会爆发群众运动和革命。而霍弗则认为：“在一个集权社会里，革命爆发，一般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由权力框架发生松动所导致。”（霍弗2008: 54）由此可见，社会权力机制的松动很容易为一些潜在的群众运动皈依者提供疯狂地舞台，他们也很容易在失意几乎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而积极投身于群体性运动；第三部分主要简述群众运动中促进团结和自我牺牲的方法。帕斯卡尔说：“一个人若恨自己，就会易于了解《圣经》”（霍弗2008: 111），失意者因对现实自我的不满而投身于群体运动寻求梦想，他们通过“诋毁现存”而将自己融化为永恒伟业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一切他们都深信不疑，领袖们充满梦想的讲演或戏剧性的表演即可煽动其他们的激情和狂热。因此霍弗说：“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霍弗2008: 120）；第四部分霍弗主要阐述言辞人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言辞人类似于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群众运动的舆论制造者，在群众运动还没有展开时，他们就已经开始从舆论上动摇现有体制，弱化当权者的威望。在该部分霍弗提到，当一个社会体制开始崩溃的时候，零时抱佛脚的改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对于狂者来说一切都已经是溃烂不堪了。最后，弗霍指出要通过积极引导将群体性的狂热转化有益的群众运动。
弗霍的《狂热分子》一书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与思考空间，他用浓缩的格言警句再现了底层社会人群鲜为人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勾勒了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疯狂与理性，他们在群体中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是疯狂的，是野蛮和漫无目的，而于他们自身则是理性的，他们是失意者在追求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正如霍弗说：“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霍弗2008: 114）；当然，该书也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霍弗可能片面的夸大了狂热者个体的心理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于群体运动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学赵鼎新博士论证了群众运动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将对社会制度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赵鼎新，《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2007，82页）其次，霍弗对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因素避而不谈，而我们知道任何行为都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由，这点也是导致霍弗的著作难以在社会学界引起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霍弗的著作应该属于社会心理学的启蒙著作，然其并没有诉诸于心理学的方法来呈现自己的观点，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霍弗的许多观点均是难以循证的；最后，霍弗的逻辑似乎给我们一种错觉，失意者的行为是整齐划一的，他们会通过参与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群众运动中有许多人是通过“博弈权衡”而采取行动的，也有许多是搭便车者，这点霍弗却没有提及和论述。当然，我们也并不能过多运用当前的学术标准和成果对霍弗求全责备，毕竟他为群众运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本人也曾援引白芝浩的话说：“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霍弗2011:10）
《狂热分子》不仅是一个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也是一部有关群众运动的圣经，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的积淀。它对于当前研究和应对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涌现，贫富差距加大，下岗工人再就业困难，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大学生就业困难，城市新贫困群体增多，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滞后等等。这些发展导致的弱势群体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从而沦落成一种“失意者”，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较为严重，如果他们的悲愤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霍弗曾说：“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霍弗2011: 48），由此，我们的经济发展越快越好，越是有望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时候，越有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这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美) 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一版
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美)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二版。
①] 卫小将（1979-），山西交口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候选人。
[②] 关于霍弗生命故事的部分内容参阅了《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其人其书》，见原书2011版，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