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在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领域所撰写的论著，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为中国艺术教育树立了一面旗帜。
于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对我国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早在60年代，于先生就参与当时由张洪岛先生主持的《欧洲音乐史》教材的编写，这本专著式的教材是文革前关于欧洲音乐研究的重要文献。80年代初，于先生又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编委和欧美音乐分支的主编，主持撰写了有关西方音乐历史和音乐美学方面的重要条目。90年代后期，于先生参与由文化部主持的艺术教育大系的编委工作，并担任《西方音乐通史》教材的主编，这本教材于2001年出版，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音乐史学领域的教材之一。于先生对于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还在于他开拓了该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从单一的史学研究，走向比较的、分析的、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这是一种超越的、融合的和多元的学术思路，他为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境地。在《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一文中，他将史学的研究扩展到与社会学、美学和比较学的融合。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则将史学研究与分析学结合并通过研究提出音乐学分析的学科概念。专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悲情内涵阐释》可以说是于先生史学研究的一个高峰。他用阐释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剖析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并以肖邦创作中的“民族情结”为核心，从社会审美心理的高度审视肖邦音乐民族性的深层意蕴。
于润洋先生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上。于先生早年留学波兰，师从著名音乐美学家卓菲亚·丽萨。60年代初回国后，他首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西方音乐美学史讲座》。70年代末，在当时的音乐学系系主任张洪岛先生的主持下，于润洋先生与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潘必新等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音乐美学讲座课。1980年，于先生任音乐学系负责人期间，正式组建了音乐美学教研室。1985年，于先生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期间，在学院正式建立中国第一个音乐美学专业，开始招收音乐美学本科生。1988年至1992年，于先生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美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1991年4月，在于润洋先生及何乾三、王宁一、张前等音乐美学学术界的部分同仁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于先生当选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最近，又在于先生的提议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于先生和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仁翻译了许多欧美和日本的音乐美学文献，这些译文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音乐美学早期研究的重要文献依据。于先生分别于80年和93年翻译出版的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著作《论音乐的特殊性》和文集《音乐美学新稿》，对国内音乐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80年代初，于先生先后撰写了《舒曼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对于国内音乐美学界全面了解西方他律论和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于先生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语义符号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等一系列关于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研究论文。这一系列论文又把国内音乐美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从传统引向现代，从而引领了我国音乐美学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
于润洋先生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思维的深度上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拓展了音乐学学术研究的空间。从学科的关系上看，于先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跨越了音乐学与分析学的界限，另一方面又跨越了史学和美学的界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他一方面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又紧紧把握住理论思考与实践分析相辅相成的关系。从理论思维的深度来看，于先生超越了社会历史与主体心理的鸿沟，并以批判接受的思维模式观察和评价历史上的音乐事件和音乐思想。
于先生是音乐学界备受尊敬的学者，他以纯正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深深地影响了后人。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有一种“静思”的心境，告诫年轻人不要浮躁和取巧，要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态度去努力。于先生还用宽宏的学德和无私的学量感召学生，鼓励学生创新，激励学生超越；他把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心得无私地传授给学生，甚至把自己还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学生阅读。于先生既有文人的清高，又有亲人的温情，他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又关怀备至暖人心。总之，于先生以他的学风和人格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者。
因而，于先生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上。
于润洋先生在艺术教育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央音乐学院乃至全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首先，他为艺术院校推行学分制教学体系提供了一个范本。1983年，于先生就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与科研。在此期间，于先生在考察研究国外艺术院校学分制教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于1985年制定了《中央音乐学院学年学分制教学方案》。这一教学方案从理念、框架一直到具体内容，充分体现出于先生卓越的教育思想。《方案》中所包含的教育理念和管理内容，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我院教学工作保持生动活泼而又井井有序的重要基础。二十多年来，全国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也相继实行学分制教学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于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央音乐学院学年学分制教学方案》始终是各大艺术院校制定学分制的范本。
于润洋先生自1983年担任副院长、1988年担任院长直至1992年卸任，在历时十年的领导岗位上，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90年代初，于先生担任院长期间，主持编订全院各行政部门的管理条例，这本管理条例包括教学、科研、外事、人事、学生、财务、后勤、基建、保卫等等涉及学校行政管理各个方面的有关规定。在这本管理条例汇编印发之际，于院长为之写序告知全院各部门要遵照汇编条例办事，以保证中央音乐学院行政管理的规范和有序。这本被称为是“蓝本”的汇编，是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本全面、系统的行政管理条例汇编，它对提高中央音乐学院行政管理的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于润洋先生在艺术教育领域中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成绩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全国艺术教育和我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于先生曾经先后赴日本、美国、瑞典等国考察国外著名大学和艺术学院的专业音乐教育。在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撰写并发表了《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思考》、《21世纪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展望》等论文。同时，于先生还多次出席全国性的音乐教育工作会议并作重要报告。在音乐学学科建设上，于先生先后发表了《对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等论文。这些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论文，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于先生对整个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于先生担任国务院学位办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后又连续十年担任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在这期间，他在学科评议组中建立了良好的学风和务实的作风，为引导全国艺术学学科健康和科学地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艺术学学科长期作为一级学科隶属于文学门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但却长期沿用。为了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学科分类事实，于先生在担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期间，组织评议组成员反复调研，并于2002年亲自起草关于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第一份申请报告。后来，在这报份告的基础上几经调研修改，并通过各种渠道上报有关领导，终于在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上顺利通过将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申请。这项工作，虽然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但于先生所起草的第一份报告和这期间他在各种论证会和调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推进这项工作的进程和最后得以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于润洋先生是一位有抱负和有使命感的学者。90年代后期，于先生萌发了一个想法，他希望编写一部《中国音乐百科全书》。他认为，中国音乐学术界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把这些成果融合成一个合力，并为时代留下精品，这是音乐学术界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还认为，当时我国音乐学术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好局面，老中青三代音乐学者都处在一个旺盛的时期，这是难得的机遇。元老级的音乐学者廖辅叔、张洪岛、钱仁康等不仅健在而且还思维敏捷，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中老年一代学者正值学识丰厚、炉火纯青。年青一代学者正在崛起，而且敢于挑战、富有创新。况且，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目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音乐百科全书。1997年9月下旬，在学院的支持下，于润洋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音乐百科全书》编写工作启动会议；又于1998年初和1999年夏分别主持召开了编委会成立大会和条目框架论证会，确定了这部巨作的编写框架。自此，条目撰写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音乐百科全书》终于完稿和完成编辑工作，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目前，于先生还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研究》主编、《人民音乐》顾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音乐美学学会和西方音乐史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继续为我国音乐学和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