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弗格森的著作集中出版，对读者来说，也面临着一个类似“韦伯问题”的疑问：他的著作到底研究了什么社会现象？哪本著作才是他的代表作？当然，从理论研究的体系性和内涵的深刻度上说，弗格森肯定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这和他看待和解释政治现象的视角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纸与铁》让读者有了了解弗格森学术气质的机会。在这本著作中，弗格森选取了德国城市汉堡作为研究的地标，时间截点是一战前后，即魏玛时期的德国是如何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罪恶结局。

　　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对德国纳粹化原因的总结不一样，弗格森认为，并非协约国对同盟国，尤其是德国的剥夺过多，从而导致了它的“破罐子破摔”———激发了毫无节制的民族主义并给世界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事实是，德国在魏玛时期，尽管有着学术界高度认可的《魏玛宪法》作为统治圭臬，但因过度追求所谓的“刚性稳定”，而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政策上屡屡失误，最终表现出通货膨胀的整体性溃败：高涨的物价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崩溃无法挽救宪法的权威，并走向了一条期冀“强人政治”、甚至“独裁”的不归路。

　　事实上，在1895年5月韦伯就对德意志作为民族国家的前途作出了悲观的预言：在缺乏政治教育，尤其对自己的历史责任感认知不足的德意志在民族之林的权力斗争中必定会失败。在语调激昂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中，韦伯指出，依靠农业及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的普鲁士容克，将随着政治强人俾斯麦的倒台步入历史的角落，承担领导德意志民族崛起的重任将会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这两个阶层在韦伯看来，中产阶级因为其“软绵绵的幸福感”缺乏政治眼光，而工人阶级不但没有“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韦伯进而得出结论：“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资格。”

　　因此，将弗格森的《纸与铁》放置在韦伯论域中理解，则更容易得出相似的结论：那种追求所有阶层经济利益得以餍足的政策，最终不但使得国家财政趋于破产，也使得经济利益成为阻遏政治教育的障碍：通货膨胀更是助长了公民道德的全面崩溃。

　　尽管为挽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经济理论核心的某派学术的尊严，很多学者将魏玛时代的失败归之为德国因战败承担的高额战争赔款。但弗格森在通过引用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明了这种理论及说辞面对事实的虚弱：不公平的补贴政策及求全责备的管制思维才是导致魏玛时期财政危机的元凶。为维护社会稳定，魏玛政府的一贯思维是适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对就业量比较大的造船、铁路和邮政系统采取高额补贴，而劳工制度及仲裁方案又倾向于安抚劳工的情绪，这些都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工人阶层日趋高涨的工资要求。为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包括用工企业不得不同意这些要求，但财政及企业盈利无法实际满足这些工资要求，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央银行夜以继日地印发货币。

　　因而，德国的战争失败并没有终结韦伯所批评的中产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市侩主义”，魏玛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恰恰是这种政治市侩主义的延续。当然，弗格森的旨趣并不是得出如韦伯那般将德国失败归之为“政治教育”的失败，并追根溯源到俾斯麦强人政治。但面对通货膨胀以及给法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尤其是内阁举措的软弱无力，让德国人渐渐萌生了回归俾斯麦时代的社会集体意念。当俾斯麦及俾斯麦所依据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时，替代者必然会以民族主义为旗号招揽缺乏“政治教育”的群氓———这对一个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群体来说，至少能满足其低俗的政治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