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发展是时代的核心主题，而和谐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其中，交往实践和谐观或者说和谐交往实践观就是其直接的哲学理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这一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就可以看到。
　　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实践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新突破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曾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对交往这一概念使用得比较多。对于这种现象，国内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前早已关注到，并作了不少研究。例如，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在一条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Vekehrform》，《Verkehrsweise》，《Verkehrverh?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学术界就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交往这一概念的，而上述说法也就成为一种最为正统的解释。这一解释也就意味着，所谓“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很成熟的表现。这一判断，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形成的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历史来看，是合理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恐怕是确实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的专门研究是很薄弱的。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观有一部分的内容可以根据后来他们形成的生产关系的理论来理解，但是，却又难以全部归结到生产关系理论中，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观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这些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中期乃至后期没有过多地予以展开，而这部分内容又是相当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关于这一点，马克思1846年给安年柯夫的书信中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提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果实。”在这里，马克思用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来揭示历史，而交往方式在这里指的又是一切的社会关系。这种理解和马克思后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解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的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观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使交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并使交往观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显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这方面，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了教材，并出版了若干专著，撰写了不少博士硕士论文，发表了大量文章。例如：赵家祥等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撰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锐生、陈荷清等著的《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宴清、王南湜、李淑梅等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陆建杰著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吴晓明、王德峰著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都把交往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专门论述。范宝舟的《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席大民的《普遍交往论和世界历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则是研究交往问题的专著。另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黑龙江大学的一些博士生还就交往问题作了博士论文。至于说到已经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理解逐步得到深化。通过研究，人们普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本性，脱离了交往，理解人及其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理解，显然就为交往理论奠定了实践这一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上由主体—客体向主体间方向的转化。可以说，这个观点的确立，使人们对马克思交往观的理解迈上了新境界，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观开辟了通道。
　　其次，对西方思想家的交往理论作了不少研究
　　在这方面，人们研究得最多的、关注的最为集中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发表的文章很多。迄今为止，对该理论的研究仍然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此外，人们对其他一些思想家关于交往思想的研究也在开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等的研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学者开始系统思考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问题，这个问题与交往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例如，王晓东就著有《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一种形态学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该书写得很有特色。
　　第三，一些学者提出了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
　　这是一种颇具生命力的观点，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推进。任平是这种观点的重要主张者。在他看来，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还不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是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1844—1846年间，即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以及往后延伸到《资本论》时期，发生了一个哲学视野的大转折：即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向以真实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研究为主线的交往实践观的转变。其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对以往实践结构观的改造，将交往、社会、社会关系等主体际向度的范畴介入实践概念。具体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实践的社会关系和没有社会关系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类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物化的过程，不仅是主体自觉改造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调整和改造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活动，因此，实践结构必然具有双重关系：一是主体际的交往关系；二是结成一定交往关系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实践就是这双重关系的统一过程。以往学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时，对实践结构作了有限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级模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交往实践观则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结构的统一构成的总体，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
　　这种观点还通过大量的论证指出，交往实践是全球化的主导逻辑，而交往问题是当代世界哲学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往实践观能够恰当地揭示全球化的逻辑结构，融会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21世纪的主导的哲学视界。
　　第四，利用交往思想对当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这方面，我国理论界思考的点是比较多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哲学理念，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方法论，并作了系统的论证。一些学者用交往实践观考察了全球化问题，并特别对全球正义论作了交往实践观的回答。一些学者论述了交往方式变迁与思维方式转型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论述了现代人际交往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一些学者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人学意蕴就是交往主体地位的理性回归。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交往方式应当是契约交往方式。一些学者利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外因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反思，认为在当代把握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外因关系要从全球交往的视野中进行界定。还有一些学者则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并运用这个理论对当代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思考。应当说，上面提到的这些角度远没有涵盖学界研究的视界，但它足以说明，我国学者利用交往理论在分析当代现实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推进的必要。这是因为，我国学者的研究总体上存在着以下弱点。第一，文本研究多，创造性的研究少。第二，理论设想的原则性过多，操作性较差。第三，对当代国外关于交往理论的有益成果批评过多，吸取较少。这些弱点是我们今后应该很好地克服的。

　　（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发展研究——一个代价论的视角”最终成果，该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12年3月成果鉴定中获得优秀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