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现代哲学家中，享至95岁高龄，除冯友兰先生之外，恐怕再无第二人了。然而，稍微了解冯老经历的人都知道，他能如此长寿，可谓来之不易。纵观其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当他从美国留学归来，进入高校从事哲学教育与研究以报效祖国时，却又恰逢连年不断的新旧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这些对他的学术研究和身心健康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冯老竟奇迹般取得学术研究和年寿的双丰收。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坚定的信念
　　追求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是冯老长寿的强大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前，冯老就已出版过《中国哲学史》（两卷）和《中国哲学简史》，当他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认为有必要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文革”前，冯老就开始动笔，并已出版了两册，后来被迫暂时搁置。从70年代末开始，八十多岁的冯老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一字一句，用口授的方式，完成了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新著问世时，冯老已达95岁高龄。说此书是用生命写就的，一点也不为过。一次，冯老突发心脏病，被家人送往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果不其然，他在完成新著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可见，人的生命与信念是密切相关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信念对人体的健康长寿确有奇妙的作用。比如，在地震中，有些人在缺氧、缺水、缺食物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保持体能最低消耗，一直坚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依靠的就是求生的欲望和坚定的信念。冯老之所以长寿，凭靠的也是这样的信念。
　　平静的心境
　　耐得住寂寞，能够静得下心来，聚精会神于哲学研究，务求达到精神上的理想境界，是他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文革”初期，冯老及其家人曾一度挤在一个斗室里居住，室内到处堆满东西。一次，冯老坐在一盘食物上，自己竟然不知，害得家人找了好半天。由此可见，冯老专注于哲学研究已经达到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
　　在冯老的哲学体系中，有四种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那是没有“觉解”的人生，是他不屑的；功利境界，那是把“私”摆在第一位的，是他鄙弃的；道德境界，那是把“公”摆在第一位的，是可取的，但不完美，不是自己最终的追求；天地境界，那是超越生死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是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的，这也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冯老所追求的，正是第四种境界。他生于忧患之世，饱尝战乱辱国之痛，历经探索真理之苦，在人生最后10年，以其多病之躯，争分夺秒，口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从养生学角度看，冯老寿至95岁高龄，“心静”起了很大作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有“自静其心延寿命”之说。《仙经》中亦云：“为心静然，可以长生。”这就是说，心绪平静，不大起大落，就可使身心处于最和谐的状态，机体中的各个系统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行，确保身心健康。而且，也只有自静其心，才能聚精会神。《黄帝内经·素问》指出：“聚精会神是养生大法。”中医认为，养生最忌精神耗散。所以，保养身体的根本方法就是避免精神耗散。明代医学家万全在《万密斋医书·养生四要》中说：“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精、气皆安，以此养生则寿。”冯老之长寿，盖得益于此。
　　乐观的态度
　　以宽容的态度待人处事，以乐观的精神面对困难和逆境，时刻保持平静的心境，是冯老长寿的心理因素。上世纪30年代初，冯老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新对话》，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主张“共相实在”说，这是他后来的《新理学》的滥觞。其友张荫麟著文加以批驳。当时，张岱年也写了一篇题为《潭理》的文章，趋近于张荫麟的观点，但冯老不以为忤。1936年，张岱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请冯老审阅。冯老看后觉得不错，便答应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此书拖至1958年才正式问世。然而，此事足见冯老对人之宽容，因为他能把学术观点的不同与人际关系区别开来。
　　“文革”期间，冯老接连遭受打击，不是被抄家就是被批斗。“文革”结束后，冯老又独自承受了妻子去世、幼子早夭之痛。这都没有将他摧垮，他又重新投入到哲学的思考中去。在此过程中，冯老经常给女儿讲些哲学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有时思考问题累了，冯老就背诵《古诗十九首》，尽量使自己处于放松和怡悦之中。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支撑着冯老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迎来了他学术研究的春天。
　　古人云：“养生莫如知本。”此处所说的“本”，就是要善于自我调适，为自己创造一个平静的心境，使情绪相对稳定，不起落无常，从而保持无气的畅通，务求机体生理功能协调运转。正如明朝医学家朱棣所指出：“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若将护得宜，怡然安泰；役冒非理，百病生焉。”其大意是说：人的七情如果得到妥善调理，就可使身心愉悦；如果一味放纵，失去理智，则易导致各种疾病。冯老正是此种养生理论的成功实践者。
　　和睦的家庭
　　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冯老先后得到母亲、妻子和女儿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他得以长寿的外在助力。冯老13岁时父亲即病逝而去，母亲吴清芝开始担当起料理家事和教育子女的重任。在母亲的教导和影响下，他较早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以后走上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因此，冯老在《三松堂自序》中感慨地说：“母亲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冯老的妻子任载坤是位贤良淑德的女性，她对丈夫的关心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而冯老对妻子的依赖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张岱年曾羡慕地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1977年妻子去世时，冯老在其所撰的一副挽联中写道：“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感激之情，跃然纸上。在冯老的一生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女性，那就是他的女儿宗璞。妻子去世后，女儿宗璞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悉心照顾，并协助父亲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此，宗璞总被称为“孝女”。
　　每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生活在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人们会感到非常惬意。冯老就很有体会，他曾赋诗云：“早年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他对家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便是人生不如意时，冯老也能从家人那里得到关怀，使其心灵获得莫大的慰藉，顺利渡过难关；当他需要尽可能多的时间去研究学问时，家人“免除”了其一切家庭事务，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喜欢的哲学研究中去，从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满足。这样，他就时时刻刻处于愉悦之中。从医学的角度看，人在精神愉悦时，体内会分泌出有效的激素、酶和乙酰胆碱等，这样就能把血液的流量、神经细胞的兴奋程度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预防各种疾病；同时，愉快的心情还能增强人的食欲，促进消化，有利于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