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概念歧义颇多，其方法论也有长久探讨的历史。当我们顺着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路来论述某些问题时，会遇到许多“阻碍”与“顽石”，这大多源自中国的经验。由此涉及如何从西方哲学来思考源于中国经验的问题。

　　哲学philosophy的形态来自希腊。面对philosophy，我们创造了一种“中国哲学”，多以中国的思想素材来印证某种“普遍原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以一种自我矮化的方式，用中国的“特殊性”来印证某某原理的普遍性；此外，还有简单类比型的比较哲学，这种比较往往失之于机械。中国学人在深入西方哲学传统时，应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源自中国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进入哲学讨论的视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缺乏与西方学者进行真正对话的能力。这里除了盲目追新，缺乏对西学经典深入研究之外，还涉及西学研究的深层困境。不同文化的哲学，其方法与其文化的思维方式、语言息息相关。英美哲学有其自身特有的分析风格，德语哲学则在自身的语言逻辑中找到思想发展的路径，法语哲学更具修辞意味。

　　哲学作为一种彻底进行反思的学问，在其最深处，就是与自身的思维和语言传统进行搏斗。西方哲学在自身传统中进行这项搏斗时，已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当把这些搏斗翻译成汉语时，其佶屈聱牙、不为人所理解也是必然的，更可怕的是这种翻译过来的哲学本身似乎也就死亡了，无法在汉语中推进和深入。在现代汉语中，如果针对“实践”（practice）杜撰出“虚践”将毫无意义。现代汉语的翻译性质阻塞了语言在自身传统中进行自我衍生的能力。其根本问题在于这些衍生不能在日常的汉语中存活下去，甚至这些译名也不能如佛经当年的翻译那样给予汉语以根本的影响。这是现代汉语之于西方哲学的落寞之处，我们以翻译的语言承载起西方哲学的表达，但是这番“表达”与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已大为脱节，我们惊异于海德格尔在德语的构词和结构的缝隙中勾勒出深邃的思想，而中国人的经验却在这种翻译的词汇中再次被埋在了理论的深处。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研究西方哲学时避开汉语、直接用外语来进行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呢？这是否就可以破解上述难题呢？这涉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西学这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以西方人的语言加入西方人的游戏，这固然是一个好办法，但与丰富和拓展汉语学术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能正视自己的传统，用汉语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将会呈现某种新的形态，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则是将两种文化的根本价值和传统“面对面”。在这种情况下，用汉语讲授和研究西学就有某种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

　　以关于being的研究为例，我们为汉语没有对应于being的两种译法“存在”和“是”而困扰不已。事实上，汉语中“存在”与系动词“是”的分开表达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西语中being的多重意涵缠绕不清的局面。在西方哲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汉语世界也许就根本不会出现，安瑟伦的证明固然巧妙，但在其背后，则是being的双重含义所给予的思维上的捣乱。在汉语中不可能从“是”中推导出“在”的问题，在西语中“所是”或者说“本质”（essence）和“存在”（esse）则具有相同的词根，从而导致了西方思想史上这个著名论证。借助于汉语反倒可以帮助西方人厘清他们的问题。这恰恰体现了汉语在研究西方哲学时的独特性。中国学人若能对于自己传统的生存经验有充分的自觉和深切的理解，就能转化为汉语研究西方哲学的优势。

　　研究西方哲学这一工作需要古今中外的学术积累，如果在思想资源的积累以及学术方法的训练不足，往往会形成很多牵强附会的东西。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中国经验的重视，让来自西方的哲学开始说汉语，强化中国经验的哲学表达，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的共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