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有两种趋向值得关注。

　　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活动

　　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过去的抽象概念（本质）逐渐转向政治实践活动。19世纪中后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将理论起点转移至“正式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以及从实际制度和机构出发分析政治现象的“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二战后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更提出要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回归运动发展着的现实政治生活或政治实践。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治学中兴起的后行为主义革命进一步放弃了用所谓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信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上转向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即主张政治与社会目标和行为相关联，作为政治人，要以身载道，以行动的姿态去改造社会。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理念。它们都强调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趋向，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主义学派则觉悟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现实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规则驱动。

　　当代西方政治学主张政治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实践活动，一方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重视历史的制度性因素对个体政治实践的规范效用。这些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所倡导的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原则相当接近。因此也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具有积极的唯物论倾向。

　　由静态的思辨演绎转向动态的发生过程

　　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除了理论前提的抽象化和凝固化外，另一个致命缺陷，是他们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试图通过静态的形式逻辑达到对动态的、开放的现实活动的认识。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家心目中始终残留着类似的形而上学信念，人们仍然期待，以制度、历史的文本或者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为前提，经过“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的分析处理，可以推导还原出政治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单纯数理（演绎）分析的方法对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很有效，却无法精确模拟发展变化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于大堆的具体数据中不能自拔。对于后者，只能结合实际，辅之动态方法论原则，具体地分析。后行为主义流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在于“行动”，即亲身体验政治活动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和矛盾，拿出行动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模式。同时，当代西方政治学也意识到，参与政治实践的“行动”不是“盲动”，仍要贯彻科学的行动策略。随着70年代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流派和新制度主义流派更多地采用了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策略。其中，理性选择主义流派主要是“进一步讨论这些利益目标各异的不同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问题”，新制度主义流派除了坚持“任何组织制度都是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这一前提外，更多地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就反过来对内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后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的“关联与行动”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以实践的姿态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十分接近。理性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关注的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达成集体决策的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模式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作用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如何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反过来又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契合之处。因此也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具有积极的辩证法倾向。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倾向是不自觉和不完整的表达。当然，这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作参照，从积极的方面探讨这种新方法论相对于传统方法论的共性特征。这远非西方政治学界的理论共识，更不代表其理论实质。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些新趋势都有其深刻的方法论背景。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实质属于动力学方法论，它既关注事物（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差异及相互作用，也关注事物整体运动模式对内部要素的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