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中国经济学总体现代化状况的一个方法，是基于近10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与正义有关问题的学术研究。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是劳动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所有的特征鲜明地反映在劳动经济学中。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与发表的论文，其实是劳动经济学方面的。其次是公共经济学。整个社会都在关心政府、财政和公共问题。最后，大家很关心制度经济学的变化。
经济学理论发展危机的修复尚未完成
有意思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诺斯理论进入中国时，大家有一段高涨、狂热的追逐，但很快就结束了。中国处在大转型时期，诺斯理论本应产生更持久的影响，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关注诺斯理论的经济学人基本淡出该理论，转而关注微观计量学？其原因在于经济学现代化背景下，诺斯理论很难和绝大多数大学课程及大家热心阅读的最主流经济学论文结合起来，因此诺斯理论在产生一个波浪后慢慢退潮，被微观的力量取代。
考察经济学这个范畴，其理论演进中出现的最大危机就是193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革命。实际上到现在，面对经济实践的发展，主流经济学还在试图把凯恩斯这个异类经济学纳入现有经济学范式中，但此举并不成功。虽然现在产生了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对理论发展危机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在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看来，他的最大贡献不是货币主义理论，而是消费函数理论。他认为，关于消费函数的专著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范式转化的重大影响。他1947年写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把经济学推向了经验科学的新高度，给出了方法论基础。
经济学变成统计学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可以判定经济学是一个经验科学。我听到哲学大家谈经济学理论时，好像谈的还是100多年以前的经济学，而不是当代经济学。当代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实证主义逻辑体系之上，没有一个万能理论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每一个做经济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理论，但还是受到诸多批评——中国经济学老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这让我们觉得很冤枉。经济学人不可能不加区分地拿一个理论应用到任何地方，而是要讨论它的局限条件。实际上，整个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研究如何改变这个局限条件的过程。所以，将一种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具体经济现象时，总要观察其局限条件的变化。
另一方面，可反驳的命题必须可以用经验的事实来验证，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突破，经济学很快变成了统计学。弗里德曼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其实就在统计学方面，因为消费函数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统计学问题。今天大学经济系的相当一部分课程是关于数量的预测，经济学已朝着纯粹分析工具的方向发展。这样，在纯粹意义上，经济学家已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的问题。今天的很多问题，包括正义、收入分配、教育等，都和经济学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已变成一种技术，可以用来分析政策、教育和很多其他社会现象，经济学和金融、法律、政治、文化等都已发生根本融合。作为来自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突破，主流经济学应同哲学融合在一起。
情感条件决定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当经济学变成经验科学时，经验观察就变成了经济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能否观察到非常重要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的创新和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弗里德曼经济学教科书把在全球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大概归纳到10个城市化事实，某种程度上说，这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共同现象，这个经济学现象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意义上去思考经济学的未来，去观察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什么现象会推翻经济学的现有范式？答案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吗，是经济转型吗？未必如此。即使针对今天经济转型的研究，也会发现，作为一门技术来研究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时，当前经济学里还有很多现象需要被认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在主流经济学范畴里面，发展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是当前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过去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现在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来源，制度对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前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等重大问题域，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我估计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关于发展的制度研究的热络话题，可能变成当今主流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需要有三个条件：智慧、理性、情感。我相信，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是历史性的大趋势，这三个条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我不怀疑我们的学术智慧和实践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30年以来，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对市场完善的重要意义；那么，情感条件方面，中国经济学到底将呈现何种状况，我们可以检验这30年是否在关心情感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有关正义的问题。这将决定中国经济学的经验表达与理论创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