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特别需要彼此间进行跨学科对话。究其原因，中国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在结合的意义上都缺少一些灵魂性的东西。因为中国现实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些根本性危机随之呈现，这决定了我们该如何思考这些现实问题。

　　哲学怎么审视经济学的科学价值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马克思的角度应该怎么审视社会科学的科学价值问题？

　　我研究马克思，并没有把马克思作为唯一正确的先在条件预设下来，但是体会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比如说资本，它并不是首先作为一个科学的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一种范畴去把握它，然后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

　　当资本未成为科学对象之前，它已经发生了，表现为social power（社会权力）。从研究的角度看，马克思要明确区分社会和政治，即political power是以social power为基础的，没有社会权力就没有政治权力。

　　社会权力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中是它的感性，作为感性的力量，它不是观点，不是一种逻辑的表达，是非逻辑的，是逻辑前的和理性前的，这正如欧洲中世纪后期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对欧洲社会的解构力量一样。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种未经过学术化表达的理性前的力量进行充分研究，最终发现了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范畴与考察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极为艰巨

　　今天之中国，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还没有面对一个西方版本的市民社会，然后就急于用所谓的西方理性来加以理解，所以有学者便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资本市场。

　　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当然这不是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就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言，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该怎么看待我们正在研究的对象？这就需要我们向马克思寻求真理性的方法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是说，这个社会生活世界是在自我产生新的东西，自我否定以往的那种力量，而且仍需要我们透过感性的层面，进而实现科学的理论化的表达，所以，企望能够现成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范畴来真切地描述中国现实，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研究路向。

　　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实际上极为艰巨，如果能取得成功，它的研究对世界经济学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是莫大的贡献。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是块如此好的土壤，是块如此优秀的地方，就像马克思专注于当时最典型的英国一样。对于今天来说，人类最典型的经济实验场，我看就是在中国。

　　感性的辩证法与《资本论》的现代经济学意义

　　在前提和方向上，马克思社会理想和今天的社会科学理想是不是有一些重大差别，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要追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新的学问，这种学问是一种宏大的思想逻辑进程，马克思力图通过理论创新的方式作出示范来，所以这一切绝不是旧哲学或经济学的范畴对立那么简单，而是来自生动实践的范畴批判。

　　《资本论》的逻辑是什么？有一种传统说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条道路，这是个误解。当初《资本论》发表之后，俄国学者对《资本论》是持批评意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里有一些回应，他说研究生动的历史生活本身，然后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表面看会像有先验的结构一样，但这绝对不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二者理解的出发点不一样。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学派的研究有没有意义？在此，我想给它一个明确的说法，叫感性的辩证法，《资本论》的方法是感性的辩证法。马克思就是要寻找一种方法来描写理性前的social power的运动及其规律，而这种研究的前提就是削减范畴规律，先要清洗掉范畴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因此，我把《哲学的贫困》看成是《资本论》的真正导言。在《哲学的贫困》里面，马克思这么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就有一个德国人把这顶帽子变成观念，那个英国人就是银行巨头李嘉图，那个德国人就是柏林大学的教授黑格尔。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所谓把人变成帽子，就是把人变成范畴。于是，范畴规定有了，然后再描述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叫经济学研究。

　　但是，马克思追问蒲鲁东：你说得对，生产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进行，但你从来不知道这些社会关系本身。那么，基于马克思的追问，我们应该怎样描述社会权力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当代中国制度是如何生效的？在中国作为典型的经济实验场的前提下，这无疑是需要首先回答的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