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国理论界的重大任务之一。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必须勇于和善于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一书，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界定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以往苏联学术界、西方学术界、中国学术界都很少涉及的研究领域。在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曾兴起过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热潮，这与该著的研究既有相关性，又有显著区别。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重点是弄清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则是力图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近现代社会以来东方人民展开革命实践、推进社会发展的学说。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特别是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学说；并且提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发展的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探索性说明。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演进与发展的过程
　　
　　作者提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文献中，形成并阐述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该著还提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社会主义实践愈益结合；毛泽东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形成史的探索和研究。
　　
　　该著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和阐述了他们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还研究和阐述了他们关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理论。
　　
　　譬如，关于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该著提出：马克思已经看到，英国的鸦片贸易和大炮将中国人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使他们产生了革命斗争的热情；这将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中国实现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促进中国旧制度的灭亡；中国的社会发展将在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列宁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总统作比较，深刻地指出，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透顶。而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充满了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列宁注意到这一事实，充分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会建立自己的政党，这个党的纲领在先进性和科学性上一定会超越孙中山的纲领。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18个基本理论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分别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18个基本理论。比如：其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阐述的思想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不要以为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途径将会同西方一样，不要以为东西方有一个统一的发展途径或模式。“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1921年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在考虑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明确地提出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其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俄、中等东方国家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既认定俄、中等国在历史上具有因循守旧的文化传统和对皇权愚忠的文化传统，同时又阐述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生活节俭、勤劳勇敢的文化传统，阐述和肯定了俄国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劳动组合”的文化传统。列宁在革命胜利后领导人民展开了建设先进文化的实践，形成和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其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无产阶级执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指出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迂腐态度，主张以“自己找出路”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意义，高度评价俄国无产阶级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斗争，要求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言论。此外，作者在书中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演进态势的理论，关于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文明”的理论，关于东方执政的工人阶级联合其他阶级、阶层的理论，关于东方社会主义社会“标准”的理论，关于东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地“双重使命”的理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与“东方战争”的理论，等等。
　　
　　当然，这部论著只是一个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领域的尝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王学东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俞良早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