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

　　经过30 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到了另一个拐点，需要再次进行战略的、根本的改革。 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到2030 年要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一个“现代社会”，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且生活质量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这样的社会应该有现代价值观、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当代尖端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全球所有领域与其他国家平等发展。
　　
　　一个“和谐社会”，要达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首先，政策目标要旨在消除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障碍并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第二，要平衡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碳足迹——使用资源及产生垃圾的衡量指数——要与国内（以及全球）土地、水资源、空气资源生物方面的现有技术保持一致。第三，中国自身要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公平、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通过和平合作针对全球事务向共同目标迈进。
　　
　　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就是要基于创新，并拓展个人的创造潜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非生产更多产品，从而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同种产品领域提升价值链、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力不仅要通过产品和生产流程技术显现出来，还要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
　　
　　一个“高收入社会”，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与发达国家持平；庞大的中产阶级促进社会稳定、优化执政和经济进步；消除贫困；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通过提高平等和机遇促进社会和谐。
　　
　　
　　
　　新战略：
　　
　　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无法成功调整战略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并已经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战略首要任务。在核心部分，这样的调整需改变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尝民营产业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改变发展模式是个紧迫任务。作为向科技先锋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并购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已经耗尽，政府的角色要从根本作出改变。政府的直接参与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政策的侧重点需要转向民营产业发展；确保市场足够成熟，能有效分配资源；企业在先进技术领域有实力参与全球竞争。
　　
　　政府的关键支持之一在于加强人力资本的质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和制造业实际工资的上涨，这一趋势目前已经越来越明显。但劳动生产力并没有随之增长，实际工资上涨将导致国际竞争力大幅缩水。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不仅能增加劳动生产力以维持中国的竞争力，还能使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价值链。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既需要优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还需要公平的就业机遇和创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横向转移，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阶级中的纵向转移。
　　
　　政府要发挥的另外一个支持作用就是鼓励参与发展进程。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国家赋予公民更多权利参与发展，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标准。政府应该积极应对这些需求并通过明确法规赋予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学术界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相应权利，鼓励扩大决策参与规模。这样一来，政府就能逐步将自身功能转移给社会大众，让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方式来形成网络，为创新和创造力制造空间。另外，赋予社会一定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将有助于释放提升平等和机遇的新兴观点与方法，确保社会各阶层全面发展，取得社会福利与竞争力的平衡增长。
　　
　　最后，虽然政府减少了在市尝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的参与，但应该提升其在金融公共产品和服务、环保、提高平等与机遇、为民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发挥这样一种间接、支持的作用虽然比较复杂，但将产生广泛影响，并通过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虽然直接对“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参与减少了，但政府仍需提供无形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例如提高生产效率、竞争，促进产业专门化，强化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体系、法规和政策。这需要设计和贯彻刺激创新的体系结构。
　　
　　比如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基础公共服务的融资，包括养老金、医疗保舰教育、住房，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将之前积累的资源投入到基建和制造业当中。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民营或公共产业是否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而应该注重要确保这些单位在公共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效率与质量。鼓励民营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产业并形成公-私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将新技术和思潮注入公共服务，还能赋予民营企业一定权利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到这一发展进程当中。另一个例子就是环境，该领域需要政府强硬的行动。绿色发展战略不仅要改善中国的生活质量，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一己之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数量也是全球之最，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义务并在全球公共商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为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把自身利益和全球关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建设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设计全球法规而不只是接受它们。
　　
　　总之，中国调整其发展战略迫在眉睫，这决定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从直接参与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当中撤出来，但仍需集中精力规划并实施政策和立法框架，赋权其他人和组织参与经济决策制定，从而达到快速、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要发挥好这一职能，政府要遵从法制、精兵简政、加强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重新定义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还需加速国有产业的改革，使之与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相协调。同时还需促进市场因素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从而强化市场经济基储提高竞争和创新。同时，社会的职能也需要作出较大变革，中产阶级将通过加大参与发展进程的力度和范围成为促进和谐发展的主力军。
　　
　　
　　
　　新战略的主要特点
　　
　　首先，在提高增长质量的同时要持续增加收入。中国不仅有雄心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高收入社会，也要实现增长有质有量。增加收入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休闲和自然环境、拓展艺术和文化活动、加强经济和社会安全感。与此同时，刺激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的结构也需反映出改革的核心。中国要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标准来衡量未来几十年内的进步——以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可持续目标来平衡增长与收入。
　　
　　第二，实现平衡、可持续的增长，与市场推动力保持一致。受高储蓄、低财政和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刺激，中国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已经导致资本密集、产业带动发展、依托出口。与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滞后。工资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持续下跌；但资本和投资的比率却在攀升。城乡不平衡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不断扩大。回归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提高服务支出和消费的比重。一方面要通过修正要素价格扭曲来实现，并进行由市场驱动的结构变革，取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也能促进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城市与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三，强化创新与创造力。服务业的发展在未来要成为首要任务，而制造业的增长仍将是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目前虽然实际工资增长迅速，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省份，这在未来很多年之内仍具备一定优势。政策在关心增长的同时，还需要鼓励制造企业升级价值链并加快成为全球技术先锋的步伐。
　　
　　第四，释放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机遇的平等性不仅有助于释放中国的人才潜力，还将支持各方面的增长并优化收入分配。提高机遇的平等性不应该只局限于公共服务，还应该包括经济机会。提高在企业和金融业的机遇平等性的途径就是要引入更多市场要素和产品竞争。当然，更多的竞争可以来自国外，通过刺激出口并降低进口障碍，也可以通过鼓励国内市场上的现有企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和市场机遇、使采购程序透明化来开放公共采购、为从事公共服务的民营企业创造新机会。
　　
　　第五，重视市场作用、法律法规、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政府将由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活动转向创造政策和法规环境以支持自由、公平竞争。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不仅法律法规要能够反映出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和首要任务的调整，还应该公平有效地贯彻。同样，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也很重要。从社会角度看，这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也营造了团体意识并强化社会凝聚力。从经济角度看，这能减少业务成本、提高政府经济行政质量。提升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确切地说，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道德意识不是法律强制性的，却是一个高收入、和谐社会的标志。
　　
　　
　　
　　新战略的关键方向
　　
　　第一，国营与民营企业的角色。中国2030年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创新、高收入的社会，这需要市场和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决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主导潜在地会约束中国升级价值链的努力。首先，政府应该鼓励增加经济中的竞争，包括提高尽快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公共资源应该用以资助更多公共商品和服务，以支持日益复杂的经济。国企和银行改革会有助于将其政府-企业管理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并允许在市场上与民营企业竞争。这能为中国成功向高收入社会转型创造出适当的动力和条件以刺激经济发展。
　　
　　第二，鼓励全面创新并采用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接。尽管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研发投资占GDP比率处于高水平，但要确保研发投资能产生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以便支持中国企业提升价值链，并在同等商品市场与发达国家竞争，这还远远不够。确保所有企业能自由公平的竞争将是鼓励创新最重要的政策，大量民营企业将推动创新及相关政策的发展。同时，全球的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合作事业，很多国家都从其专门化中获益。因此，中国能通过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而有所收获，正如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一样。
　　
　　第三，中国经济应该采劝绿色增长”方针。环境保护和缓和气候变化不应该被视作损害竞争、拖累经济增长的负担，绿色发展能潜在地成为新型增长的重要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政府政策如何有效促进企业把负面的外部因素转为内部化，并为企业创新和寻找技术突破提供动力。中国并不想复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变富再清洁，而是倾向于跟随有利于环保和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实现绿色发展，这个战略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借鉴的实例。
　　
　　第四，提高全民的机会均等和社会保障。中国在收入和资产方面的高度不平衡，一方面是由于获得优良公共服务不公平造成的，尤其是那些在发展进程中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公共参与的方面。政策应该提高机会均等以便社会全民，特别是有同等权利的弱势群体获得社会和经济服务，以及就业机会。提高机会均等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城市农民工、以及内陆地区贫困人口获得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时增加公共服务的效率能节约公共资源，这反过来又能完善公共服务质量，在向这个目标前进过程中，还需要增加公共资源的配置。由于中国财政情况良好，政策应该倾向于设计一个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但中国需要确保公共服务支出应该稳步上涨，并与可用的财政空间相符。
　　
　　第五，建设一个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能应对未来20年的公共财政挑战。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财政体系将面临3个主要挑战。首先是要使财政体系有能力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并增长的长期下调；其次是要适应新的公共支出需求；最后，财政体系要具备透明度并负责政策调整。要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一个灵活、透明、有效管理、符合国家首要任务变化的财政体系。强化并改变财政体系的举措也需要符合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义、政府与民营企业关系的改革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需求。
　　
　　第六，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关系。尽管未来发达国家的增长疲软是可以预见的，但中国仍需加强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即使中国经济转向以内需拉动增长。未来的经济融合或将存在自身风险，开放市场所获得收益将集中提高效率、刺激创新、加强国际竞争力。“开放”的政策在过去发展历程中为中国开创了大好局面，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未来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使中国更上一层楼，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中国仍需主动参与全球执政机构，发挥国际大国力量，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帮助营造全球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