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将放慢增长的步伐——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10%的年均增长率将成为历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为7500美元的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减速，也是稳固中等收入的需要。尽管经济减速是确定的，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仍然很高。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等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仍然很低，还需要更多的投资；从传统农业领域解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仍得不到有效消化——这些因素都表明中国在2020年前保持7%的GDP增长率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即将到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保持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中国需要在金融行业、财政政策、价格因素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　　
　　
　　仍然蕴含着巨大增长潜能
　　
　　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间保持相当快的GDP增长速度，即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仍会在7%左右。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这个比率已经不算低了，尽管这与过去30年间的10%的增长率相比的确下降了不少。
　　
　　目前中国的增长模式接近于“赶超”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曾被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所采用，并非常成功。“赶超”增长模式是指，科技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的贫困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和扩散进口技术来促进自身发展并逐步达到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赶超发展需要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中进行广泛的投资，还要制定以促进出口为核心的工业政策。其中，后一项更为重要，因为国家重视出口将迫使公司提高技术水平才能与全球保持同步。事实上，充满活力的出口也是最有效的技术引进机制。
　　
　　一项从1970年到2008年对全球96个经济体的调查显示，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增长收敛性，其GDP相对美国至少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八个国家是欧洲国家，据推测这些国家主要得益于两点：二战后西欧快速增长的外溢效应和1990年东欧和西欧的合并。另外六个是亚洲出口型经济体：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达到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后，会急剧减速，然后趋于平稳。通常，快速收敛性增长会在GDP达到美国的55%时停止。然而，这些与中国最类似的东北亚经济体的增长收敛性是最成功的：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收敛性增长在分别达到美国的90%、60%和50%后开始进入平稳状态。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基于东北亚国家这些具有比较意义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至少还要快速增长十年，直到其人均收入到达美国的40%。　　
　　
　　面临三种结构性挑战
　　
　　中国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然而这种潜力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持续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来发掘。谈及中国的结构性增长前景，目前至少面临三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构性挑战，它们分别是来自人口、出口和信贷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人口方面的挑战。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特征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对出口、信贷股市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从1975年到2010年，中国的“抚养比”——非工作人数（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与可工作人数（年龄在15-64岁之间）从大约0.8降至0.4。在此期间“首要劳动者比率”（20-59岁人数与60岁以上人数之比）稳定地维持在5以上。这些比率表明中国经济享有非常高的工人比率。这种比率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因为如果单一工人需要抚养的人数不多，他可以省下的收入就更多，国民储蓄总额也会随之增加，国家就可以用这笔钱来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人口特征趋势如今已经开始反转，过去几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急剧减缓了，而安全的信贷扩张最多不会持续两年以上。然而，在未来20年内，这些人口特征将趋向另一面——首先抚养比会上升，其次是首要劳动者比率将从5急剧下跌到目前（20世纪头30年）的2。这些人口特征的出现一方面会减少适龄人群（15到24岁）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则使退休人口相对于抚养他们的劳动人口呈增长趋势。这两种影响组合到一起会加速经济的急剧放缓，最终会拖累经济增长。
　　
　　其次是来自出口方面的挑战。快速的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要精确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容易，因为出口价值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部分——一个动态的出口部门可以通过支付工人工资以及其技术升级的长久效力对国内经济产生间接影响。如果忽略这些间接影响，我们发现在2003-2007年期间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4.6个百分点。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样高的贡献率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自从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在降低，而且在未来几年出口的贡献很可能将进一步降低。
　　
　　最后是来自信贷方面的挑战。中国通过制定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来应对金融危机，而资金来源则是信贷股票市场资本的增长。当全国信贷与GDP的比率仍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值250%时，股票信贷市场的快速增长通常与金融危机脱不了关系。以中国为例，股票信贷增长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地方政府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大行举债的行为，虽然这些项目会产生长远利益，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会造成财政的直接损失。因此，为了避开潜在的银行业危机，政府会谨慎地制定政策，然后在稳定的前提下，下调信贷与GDP的比率。
　　
　　来自人口、出口以及信贷方面的结构性挑战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通过多种因素（劳动力和资本）保持快速增长的能力正在下降。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源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会带动投资比率的高速增长：随着每个工人资本量的增长，每个工人潜在的产出也相对增长。但是，2011年投资比率几乎达到了顶峰，将近占到当年GDP的49%——这已经比日本或韩国曾达到的最高值高出了10个百分点。当投资与GDP的比率上升10个百分点时，通过简单地增加股本容量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会远低于过去十年。　　
　　
　　中国金融结构急需三项调整
　　
　　未来十年，中国仍具有相对高速的增长潜力，但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高速”在未来很可能意味着7％左右的GDP趋势增长率，远低于10%的历史平均水平。此外，加之人口特征和对外部门的负面趋势，以及2008-2010年期间巨大的信贷扩张后对信贷增长限制的需要，意味着实现这一潜在增长率所要克服的障碍相当的大。要战胜这些障碍，信贷效率或者更普遍的资本，必须得到改善。在之前的2003-2008年去杠杆化时期，信贷效率增长已完成，但是这一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深化带来的GDP加速增长，而不是来自对信贷的约束。未来几年，中国所能取得的最好的结果是将GDP增长基本稳定在当前水平。因此，信贷效率方面的任何增长必须来自对信贷增长的约束和信贷分配的直接改进，而不是来自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
　　
　　为了实现这一增长，对中国金融结构的三项改进首当其冲。首先，应该继续扩大融资渠道，促进融资渠道的多样化——一方面，储户要求更高回报率，另一方面高风险借贷人要求更大的信贷供应，因此要制定相关的规则来规范所谓的“影子融资”活动。其次，为了刺激银行为高风险贷款人发放贷款，要逐步解除，然后最终废除银行存款利率上限额。这些贷款人将会比当前的借款人交付更高的风险调整率。再次，为了使二级证券交易市场承担起自己作为金融风险定价基础的恰当角色，要采取措施扩大该市常特别需要加强的是，丰富进入债券市场的金融机构类型，包括抚恤基金、专门的固定收益互惠基金和其他在活跃的交易中（包括短期和长期回报最大化）有既定利益的机构投资者。
　　作者:[美]葛艺豪/文 赵纪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