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学呈现“动荡”性特点
　　
　　西方哲学就其内在本质与演进的逻辑而言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以超越性与纯粹性的理论方式观察对象，以将对象抽象性地提升为哲学的本体，建构出形而上学的基本方向与内容。西方哲学的这一基本立意规导和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延伸与制约了形而上学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这意味着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既要关注于理论自身的内在进展，又要关注于其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实质的演进以及其逐渐下移，日趋走向哲学所面对着的现实世界的历史过程。这是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研究重心的变异过程的一个基本观察视角。西方的形而上学起源固化着其理论架构和主要旨趣。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性质与规定不是亘古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这一特点，在其与“现实”的相互观照中，在其与“历史”的相互关连中，在其与“对象”的碰撞中，不断地呈现出变化的“动荡”性特点，即体现为形而上学关注重心不断下移的走向。　　
　　
　　形而上学以“理论”方式“观照”现实生活
　　
　　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初确立是通过形而上学的初始奠基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不断伴随着精神境遇的变化与历史因素的变迁，在变换之中寻求和确立的，这表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演进是以不断奠基的方式推动的。从历史的向度观察，西方形而上学历经了奠基于外在实体的“无限性”之上的对象性形而上学，中经奠基于自我思维的理性“无限性”之上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而达到康德奠基于先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规定之上的现代视界的形而上学。康德哲学这一提法预示着当代形而上学的奠基方向与类型，这一预示在当代的海德格尔哲学之中得以充分彰显，并在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有了诸多的变形式的理路阐释。形而上学的当代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对时代精神的价值领悟和哲学反思之中，梳理与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相印证，与当代中国人生活理想相吻合，与当代中国价值追求相同一的中国化形而上学，进而提升现实生活的品位。事实上，形而上学从本质上分析是以“理论”的抽象方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对人生意义的“范导”，对理想信念的“塑造”。这样看来，形而上学本身内在蕴涵着其与历史建构或者现实关涉等因素的非对称性的张力关系，这也表明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重新“奠基”和不断面对着“消解”的可能。形而上学建构与解构的内在一体性特征是把握西方形而上学的主旨和未来命运的基本分析框架。　　
　　
　　当代哲学试图呈现本真的“生活世界”
　　
　　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就其本质而言，有其特有的基于对“本体”追求的理论结构。因此，西方形而上学自产生以来就形成了自身与“本体”追求相吻合的理论轴心框架，其基本是“三位一体”的架构，实质是本体论体系，基本内涵是以存在学说为中心的超验逻辑结构。在这一理论轴心体系和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概念论、意识论和二元论。西方古代哲学在外在对象的“本体”诉求中维护着三者非自觉性的统一；西方近代哲学在内在的自我“本体”确立中呈现着意识内的“二元论”模式；现代哲学以不同的解构方式试图破解传统哲学理论的轴心架构。虽然破解的方式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式，并在哲学理论中产生过影响至极的效果，但就本质断定而言，缺乏整体性消解西方哲学理论轴心架构的真实解构能力。概括地说，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维度透视其面对的“事情”本身的判定方式可以界分，即古典哲学对“事情”本身（世界）的本体论建构、近代哲学对“事情”本身（世界）的知识论抽象与现当代哲学对“事情”本身（世界）的整体性还原。对“事情”本身的本体论建构以概念和逻辑的抽象为预设前提，所追求的是一个与现象世界根本有别的完整的“神”（本体）世界，因而造成世界的二重化；对“事情”本身的知识论分析虽然使哲学的指向发生平移，但由于其蕴含主客分离的内在逻辑，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理解关于“事情”的知识，使得“事情”本身失去了原初蕴涵的完整性特征；当代哲学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性还原，其立足点在于超越世界的二重化和自我与对象的二元对立，试图在返回“事情”本身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本真的“生活世界”。　　
　　
　　建立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形而上学体系
　　
　　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类型以及超验旨趣分析到对西方形而上学研究重心下移趋向的勾画，在这里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和可能的图景。在这样的理论和历史以及现实的背景下，一方面可以管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当下困境，探讨其走向终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以在西方形而上学消解之后设计未来形而上学的可行思路。事实上，只有在这样的形而上学背景下，才能真实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意义。西方形而上学研究重心下移意味着原来的形而上学是在超验“精神”里，然而处在“天上”的形而上学绝不是超然的，而是或多或少受着“地下”的现实因素所限制。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的重心下降是必然的。在下移的过程中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价值。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以不同的理论方式涉猎了“历史”或“现实”的规定。从总的倾向分析，西方形而上学均以“超历史”的方式解释“历史”的现实性质,将“历史”现实因素置于“本体”或“意识”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加以说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历史”观以关于实践的现实性思考方式为前提，将传统哲学附加于“历史”之上的“超历史”因素归之于“历史”活动本身，将对“历史”的具体理解真切地返归到本来的生活根基上。这一思考方式确立的实质是将“历史”具体的和现实的规定还原于历史的境遇与条件之中。正因如此，马克思哲学的唯物“历史”观既不是诉诸“历史”的普遍性解释原则，也不是经验式地归结为流变的“历史”现象的描述，而是提供了超越以往哲学的抽象解释，使之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力量的客观内容，并确立了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现实性思考方式。
　　
　　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演进表明，西方形而上学在内在的意识范围内存在着，形而上学也从来没有离开内在意识的这一前提。形而上学作为“知识的总体”是容纳所有关于“对象”解释的自足性系统，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实质在于，哲学作为具有现实规定和现实力量的世界观的存在方式真实地具备了“改变世界”的功能，具有了与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性质同一的物质力量的规定，具备了与人类历史形态相互作用的互为对象化的实践方式的功能。形而上学的当下危机表明,形而上学的原有形态已不适用于当今的时代精神追求,有必要在时代价值的层面上建立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的形而上学理想价值体系。今后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现实根基上确立具有时代性的形而上学追求。（项目组主要成员:牛小侠张伟 董晋骞高斯扬等）
　　作者:辽宁大学副校长 陆杰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