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中国来讲，最需要最重要的是市场需求，而中国的外需受到较大的冲击，只有依靠内需。现在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最担心中国的问题，是会不会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徘徊。过去一年，海内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黄金增长时期还有20年。
李克强副总理前不久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讲，内需最大的潜力是城镇化。我国城镇化已经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是实际上，这50%背后还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半城镇化。这50%还包括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是没有实现身份转变的农民工。身份背后绝不是一张户口，而是大量的福利待遇和市民之间的问题。有人讲，我们真实的城镇化只有1/3，没有到50%。因此，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瓶颈，也是最大的潜力。
但是光有城镇化，能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能不能避免导致经济的停滞和徘徊？巴西的城镇化水平非常高，但还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工业化、现代化的支撑，巴西式的城镇化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所以新动力应该考虑实体经济。温州的打火机产业过去非常辉煌，市场占有率为全球的80%，但现在真正有效开工的只有400家。温州正面临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资本大量地游离于实体经济；有些平台表面上做实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大量地转向非实体经济；企业大量移民海外，有人报告，大企业已经移的、准备移的超过70%。企业家的实业精神也在衰退。
面临这种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投资的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投资不再便宜了，一方面民间也不再缺钱了。以温州为例，有人估计，温州的民间资本已达9000亿。温州某些地方的房价甚至超过了北京。现在光解决融资渠道还不够，还要解决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这次“两会”提到过去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是百亿级的，现在要上升到千亿、万亿级的规模来减税，把减税作为支持产业政策的重心，不能再搞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不能搞海量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实行大规模的政府的债务扩张。产业政策的重心应该是减税。过去一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我们减税是有空间也有能力的，这是“扶”。另一个是“逼”，通过大量的调研，企业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向上走，转型升级；一为向外走，海外投资，否则就会被淘汰。
面对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贫血问题，资本要回到实体经济中来，企业家精神也要回归实业精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持久的动力也是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坚实的基础上，这样，城镇化才能发挥下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作用。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统计概念不足以支撑政策的操作
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持续了差不多60年。计划经济的时候，国家发展也很快，但是老百姓很苦，饭都吃不饱，没有衣服穿，积累率过高（大多数的年份是在28%到29%，少数的年份可能超出30%）。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让积累率合理，鼓励轻纺工业的发展。合理应该是多少？讨论的结果是24%、25%，当时说已经很高了。这是因为国家搞计划经济，钱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想着去投资、去积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按道理说，老百姓手中的钱总比在计划经济中的钱多，但现实是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高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分配，有人说是体制。
我们在研究消费和投资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60多年都解决不了，根源是什么？罗斯托在他的《经济阶段论》中定义了“经济起飞”，就是把原先储蓄率只有5%以下提高到15%，持续12到15年。这不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过头的问题。为什么会过头呢？过头就不好吗？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用西方经济学宏观模型的概念来看是不好，但是现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要认识和描述这个世界，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些概念，消费、投资、资本、劳动……概念与概念之间如何区分？在理论上容易，当用理论模型描述现实的时候，又必须转化为统计的再分类，那里问题就大了，统计不能完全按照理论分类，当用统计再来描述现实的时候，统计表现的不一定就是现实。
无数的会议在讨论结构问题，究竟什么叫合理的经济结构？只能说不合理，每个国家都不合理。有一个合理的目标吗？调到什么情况下是合理，谁也说不清楚。既然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怎么调整呢？
我并不是否认结构不合理或者结构失衡现象的真实性，问题是我们仅仅讲它不合理是不够的，得说出什么是合理。我们现在的不合理，到底统计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反映现实，还是说你承认反映的现实只有60%、70%。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办？很多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支撑政策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对政策有过高的期望，结果可想而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市场经济是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谋？
微观经济学里强调市场经济自由配置，但是没有说一定会两极分化，也没有说一定是公平，而是采取中立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市场经济会造成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增加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市场经济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第一，我国消费比例低、储蓄高、投资率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和文化有关，其实和体制有关。近十年中国的储蓄率总体超过30%，2007年之后超过50%，消费比例低。储蓄率里的结构有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家庭储蓄是下降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上升。这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背后是一个权力，是国有经济垄断的问题。
第二，到底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一点，还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一点？1978年和1996年美国的经济杂志上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讲英国的社会变迁，一篇是讲美国的社会变迁。200年前，美国劳动的收入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劳动收入的比重达到72%，为什么呢？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流动，不是富二代、官二代也有升迁的机会。经过几代人的流转，市场经济比较容易能够让一些新的要素、新的人才冒出来。从动态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是由绿色的分配走向相对公平。如果一个社会的变迁被阻断了，平民社会被中断了，这种收入分配的僵化会严重阻碍社会分配走向合理的结构。英国搞了200年的市场经济，在17、18世纪的时候，地产收入分配是很大的来源，现在这种要素的贡献正在逐年下降。英国社会在不断变迁，英国社会劳动收入的总比重在提高。我国现在劳动收入比重为什么提不高？原因就是和劳动雇主有关系的资本积累不够，这是基本的。我不是否认社会再分配，也不是否认政府福利项目对此的作用，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依旧严重？这值得好好讨论。
第三，国家的财政政策对高科技产业、垄断产业的支持应对社会分配不公承担多少责任？这种支持造成国资委系统的部门的扩张，造成专利比较集中的行业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这种有扩张的、财政方面的倾斜，造成了国有垄断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提高。资本劳动比例提高之后，会造成这个部门的产业溢价，造成部门之间的差距，一旦长期化之后，就会让高科技、高工资的行业显得更加重要。要扭转我们社会分配不公的趋势，改革是出路。此外，要进一步讨论到底多大程度上我国在分配上的不平等是由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多大程度上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由社会不发达和垄断造成的。这种分析和分流是一项非常艰难的研究工作，我们正在努力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