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不是说高校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杜绝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方法，一味地以政府管理方式来管理大学。
　　
　　高校“去行政化”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部分学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
　　
　　高校要不要“去行政化”？应该怎么做？高校“去行政化”的路有多远？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
　　
　　“去行政化”与大学治理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这两年，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支持也有反对。你曾在武汉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对要不要“去行政化”应该最有发言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顾海良：当前，提起高校“去行政化”，大家说得更多的是政府不能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来管理大学，不能对大学过多地行政干预，这其实是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除了这一层意思之外，还有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就是大学内部自身的“去行政化”问题，这对高校来讲，可能是更为艰巨的改革任务。在这里，借用有些学者的说法就是，要理顺大学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或者说是调节好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者关系的问题。
　　
　　“去行政化”，高校校长和书记从高校治理结构的角度喊出这句话，一方面就是，对外，要求“去”政府对学校的行政干预，要按照教育规律来管理高校；另一方面就是，对内，要求“去”大学自身的行政管理取向，要探索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如真正地实现教授治学、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等等。
　　
　　总结起来三句话：第一，政府不能用管下级单位的行政方法来管教育、管大学；第二，高校领导不能用政府的行政的办法来管理大学；第三，大学需要有适合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是要有的。“去行政化”绝对不是完全取消适合于大学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
　　
　　要还学术权力于教授
　　
　　中国经济时报：你强调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中如何做到呢？
　　
　　顾海良：当然，“去行政化”绝不是说高校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杜绝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方法，一味地以政府管理方式来管理大学。例如，在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如何让学术委员会真正发挥学术主导作用。使校长的行政权力和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一定要防止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挤压、甚至是取代。
　　
　　我信奉国外一些大学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校长来说，教授永远不是你的下属。在现实中，一些大学仍把教授当成校长的下属，完全用政府行政方法来管理。我在武汉大学时提出，尊重学者、崇尚学术，是武汉大学精神之所在。悠悠万事，学者为大。要依靠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院系的教授委员会来管理学校、治理学校。这就是大学不同于行政的管理特点，是大学特有的管理方式。
　　
　　重要的是，要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一定要还学术权力于教授。但是，当前高校内部，行政过多干预学术，《高教法》赋予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实现不到位，有些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要真正地还学术权力于教授，做起来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高教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党委政治领导职能、校长行政管理职权和学术委员会学术职能。对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我们比较重视，一直关注如何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问题的探讨。但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学术委员会应该承担哪些职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多年来一直是高校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现在，行政职权过多地包揽、取代学术职能的现象，使高校学术资源不能有效配置，更不能达到学术资源配置的“最优”。
　　
　　以增加的4％教育经费投入为例，全社会都关心钱怎么用？用在哪里？如何优化？谁来监督？高校的办学经费增加后，如何用出效益来，不能单纯由行政决定，由校长拍板，而应该由学术委员会、由教授们来参与资源的配置。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大学有充分行使学术权利的氛围和平台吗？
　　
　　顾海良：有，但没达到应有的程度。如现在各高校基本都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不由书记也不由校长担任。从理论上讲，学术委员会主任能独立行使权力，但现实中，赋予其的权力有限。我在武汉大学近10年，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李德仁担任的，他连任两届主任的学术委员会，行使的职能包括新增本科专业、学校重点学科建设方案的决定，学术道德建设和学术不端行为处置等。李院士和其他一些学术委员会成员，对我任书记、校长时不重视学术委员会工作多有微词。现在想来，确实没有做全、做好、做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教授治学、学术自由，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等，大学的这些发展要求，在以前的国家高校管理文件中从未出现过。之所以这么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当前教授治不了学，学术不够自由，环境不够宽松。《规划纲要》实施一年多来，这方面下的功夫显然不足，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待深化。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 “去行政化”应该怎么突破？谁来推动？
　　
　　顾海良：《规划纲要》把加强和改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放在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十分强调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主导作用。学术委员会职能实现得怎样，要看是否实现了《规划纲要》提出的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改革要求。
　　
　　至于由谁来推动，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相关规定要求高校推进；二是抓住契机，建立大学章程，把教授治学的地位在章程中规定清楚；三是学校要形成强有力的改革势头。
　　
　　当前，社会各界对教授治学有一定误解，认为校长就是学校的学术代表。把校长的法人代表的身份，当成包揽了学校全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教授治学，强调的是教授在大学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这“五学”的培育与培养中的职能。
　　
　　一个大学如果不能达到教授治学，学术委员会不能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学者成长、学风优化和学生培养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就是不可能的。当然，倒过来，有了学术委员会后，其教育教学质量未必马上就能提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理顺学术委员会的治理结构后，可以大大地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中国大学的真正发展，就是大学特色、优势的铸就。假如大学都搞成一个模式，同质化了，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我们要办有优势有特色的大学，需要在内部治理结构上探索路子。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