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自然》杂志发文，文中“孔子文化与庄子文化为科学研究发展障碍”的观点引争议，本报记者采访事件当事人及有关专家——

　　近日，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在《自然》（Nature）发表题为《文化史阻碍科学研究》的文章，文中有孔子文化与庄子文化为科学研究发展障碍的观点。该观点在网络上大量转载，又一次引起了“传统文化是否是科学发展障碍”的讨论。围绕这一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事件当事人以及多位有关专家。

　　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争辩再起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著者李约瑟曾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诞生于在科技方面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该问题曾经吸引和困扰着科学史、文化史、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国内学者。

　　在“李约瑟难题”之前，实际已有学者在反省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时，将传统文化作为制约科学发展甚至导致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加以批判。如1921年，哲学家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会上宣读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称：“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1945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科学。此外，一些学者强调古代思想和典籍所产生的影响。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获厘清。2月2日，《东方早报》刊发了宫鹏此文的中文版，文中提到传统文化“鼓励在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有损好奇心、商业化及科技发展。它们使得中国社会产生科学上的空白，并持续千年”。这些观点一经转载，即引发了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联系到宫鹏后，他以长信回复并随信寄来原稿。他表示：“我毫无贬低我们自身文化的意思。孔子、庄子，乃至近现代的梁漱溟、钱穆，都是令人景仰的文化巨人。”但同时，“每个文化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是人文伦理道德精神的发扬，其巨大贡献之一是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但是它不鼓励冒险和钻研科学与技术——我们传统文化不崇尚‘雕虫小技’”。宫鹏特别提醒，他所言的孔、庄文化并非针对孔子和庄子的思想，而是其思想在后世的传衍——“这里不是指他们本人的观点，而是后世代代相传所演替出来的文化精神”。他希望其观点不要在读者当中产生误解。

　　“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才有了晚清被动挨打的局面。现在我们如果不抓住发展机遇，从本质上提高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我担心会贻误大好时机。”宫鹏表示。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科学工作者的赞同。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研究员刘良云在其博客中称：“传统儒家文化是不是阻碍了中国科研文化的进步和创新？我倾向于‘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确束缚了创新，而创新是科研的核心。从历史角度来看，自从我们遵从了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基本就停滞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有类似表述），现代科学对中华文明来说实际上只是舶来品（奇技淫巧）。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儒家文化的东亚而是欧洲，且儒家文化对现代科学贡献极微小。”

　　科学看待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

　　针对“李约瑟难题”及责难近代科学并未产生于中国的观点，多位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并非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近代科学未产生于中国并非传统文化的影响。已故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曾多次表示，对于近代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负有责任，影响近代科学不能产生于中国的是社会因素而非文化因素，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观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汪前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有学者研究发现，早在明末清初一些来华西方传教士通过对比后，明显感觉中国的科学不够成熟，并且“发育”的主要是技术。该问题要从两个层面分别讨论：一是传统文化对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二是传统文化对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考察古代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科学的作用，必须要放到整个“大文化”背景中。如果这两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或全部，则需整体讨论；但如果它们并非主体或全部，则不能将责任归咎于这两种思想。孔子思想主要在社会运作方面，其中也包含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内容；道家思想中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

　　汪前进还表示，中华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与农业相关的天文历法、数学、气候气象、农学、水利、地理学等学科都比较发达。中国传统科学是一套独特的且与地理环境相关的体系。此外，除了古希腊文明孕育了近代科学外，其他古文明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当然，古希腊文明亦不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还必须有其他条件，如新教精神、文艺复兴运动等。

　　研究西方科学传统并提出“消解李约瑟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陈方正认为，这类观点误导的成分很大，是没有意义的。孔子、庄子所关心的是人伦、人生、社会的问题，而非自然现象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促进科学发展，但称之为“阻碍科学研究”也不恰当。可从三个层次分析：首先，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还谈不上有多少科学研究，“阻碍”云云，实在无从说起；其次，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也同样是受历史、地理环境影响的；最后，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并非仅仅是其个人的选择，而是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某种倾向。总而言之，传统文化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文化路向问题，不能归咎于个别思想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强昱也认为，将孔子和庄子的思想与科学发展对立是不成立的：从孔子、庄子思想本身中很难找到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老庄思想在后世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科学发展有其本身需要的条件，这类条件更多地体现在社会需求方面。恩格斯有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近代科学未产生于中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

　　部分专家也指出传统文化也包含科学观点、方法、成就等。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称，在我国诸子之学资源诸如《墨子》中涉及光学的论述——如有关针孔成像等内容——都接近科学，这是不容忽视且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用学术的杠杆来驱动科学的发展

　　多位学者表示，有关传统文化是否阻碍科学研究发展的争论，折射了传统文化能否有助于产生科学精神的思索；争论能够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思考中国坎坷、艰辛的科学之路，同时理性地看待外来文化，最终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发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认为，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科技体系。中国虽然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近代科学的诞生得益于多种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中国文明直接或间接地为之创造了条件。近代科学主要是在欧洲成长起来的，希腊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科学精神在我们的传统中是不易培养的，因此需要借鉴诞生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

　　对于目前中国科学研究相对不发达的原因以及发展途径，汪前进认为：其一，因为现代科学对我国来讲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科学建制化的时间还不长，由于战争、社会动荡、政治和经济等干扰因素使科学家安心做科研的时间少，从而造成科学传统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其二，对科学功能的理解偏颇。人们往往认为科学仅是生产力，而忽视强大的文化功能，各项决策与规划具有极强的功能化倾向，真正看重与着力发展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不把科学发展放在第一位，技术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三，科学家缺少应有的自由或称自主权，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受到严重的压制，真正的探索研究仍然需要自由组合。其四，科研管理很少能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办事。把科学研究当工程项目来看待，繁琐的考核指标体系，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创新。其五，中国学术界（包括科技界）缺乏批判精神，科学家之间不敢批评、不能批评、不允许批评、害怕批评，有的甚至没有能力批评，这样就造成学术进步很慢，不端行为泛滥。因此，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必须从基础做起，必须对科学的功能有一个全面与准确的理解，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用学术的杠杆来驱动科学的发展，积极培育科学发展所需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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