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定的要素、产业和市场背景下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然而，从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此前的增长方式与现实经济格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渐趋增强，此前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支柱”均需要重新审视和考察。首先，从要素供给来看，当前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极限而“刘易斯拐点”逐步临近。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78-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37.20%降至19.46%，而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则从4.92%升至8.19%，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相互叠加，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劳动力优势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不断弱化。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处在产业链的不利位置，且传统制造业对能源倚重和对生态破坏的程度会不断加强。按照国际分工理论和经验，整个产业链通常被划分为核心技术研发、普通部件研发、普通部件制造、代工与组装、销售与服务等诸多环节，而中国以普通部件制造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切分国际贸易中的丰厚收益。最后，从市场格局来看，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产品销售地，目前均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持续震荡和深度调整阶段，其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政策选择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形成制约。
需求结构转化是推动转型的主线
综合起来，中国此前的增长方式支持条件不断弱化，衍生后果逐渐显露。在此背景下，实践的演变将迫使增长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成为中国回应内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历时性和动态调整特征。中国政府也已经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十二五”和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战略取向。就内涵而言，中国所推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涵盖了三个层面：在需求结构上，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在投入结构上，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上述三大转变表明中国对此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更具质量的增长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三种结构的战略性转变并不是并列的，相对于其他两者而言，需求结构转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需求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国内居民消费的增大是增长合意性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需求结构转变是产业结构转化和投入结构转化的前置条件。作为市场经济最小的“细胞”，企业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能力提升的主体，在外部市场不确定的背景下，企业是否会激励并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强度。如果缺少国内市场的带动则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能力提升将很难推进。在这个意义上，需求结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工具理性。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8.44%，这一水平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层面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
需要政府—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一般而言，居民消费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真实就业；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从短期来看，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则我国仍需拓展就业渠道以降低真实失业率；且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尚未呈现出显著的收敛态势，且社会保障供给也与城乡居民需求之间存在着“落差”。这些因素均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居民消费形成制约。
从制约因素出发，我国要真正促使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拓展，首先必须大力拓展真实就业渠道，但就业创造能力则需要将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就业岗位创造中扮演着主体性的角色，显然，如何精确地理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以及产业进入中的相互关系就至关重要。其次，我国要启动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促使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收敛，而这在政府-居民之间需要在“国富”之后更为有效地实现“民富”，而在居民-居民之间则需要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来提高初次分配的均等化程度，例如：通过工会来提高劳方与资方的议价能力，通过农协来提高农民与市场的议价能力。最后，我国要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就必须强化对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程度，而在已有行政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在行使经济职能时往往“越位”和“缺位”并存，前者表现为对市场（尤其是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的过度介入，后者表现为对基本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的供给滞后，其结果必然使内需启动和增长方式转变步履艰难，反过来说，政府职能的转化也应成为国内需求启动的重要支撑条件。
作者:复旦大学 高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