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迫下的不懈追求。从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旗帜开始的洋务运动，到康梁的戊戌维新运动，再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探求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老路的前提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解决了3亿以上人口的脱贫和近3亿人的城镇化问题，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且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让世人惊叹。可以说，经过100多年的探寻，中国人开始找到了比较适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现代化之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何爱国博士的新著《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即是在这方面所作的可喜亦可贵的探讨。
　　何爱国博士的新著《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姜义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丛书》之第一部。全书由19章组成，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理论、战略、模式因何而来，又如何演化，未来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对中国当代现代化实践中的存在问题及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做了分析。笔者捧读之后，即感该书体系庞大、内容广博、立意深刻、亮点迭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中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与先发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时间上的落差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差异或许是中国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数量庞大的农村和农业人口。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何在？何博士从“市民返乡与农民进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流动”、“新中国第一次农民进城潮的形成与消解”、“社队企业体制下的农民流动”到“乡镇企业体制下的农民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流动机制变迁的考察”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流动的制度层面进行了全方位历史考察之后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民转移问题，即农民流动或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流动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的流动化、非身份、非农化与市民化”；当前制约农民的流动化、非身份、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发展的思维误区，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从城乡二元发展走向城乡一体化。
　　一般认为, 现代化研究始于60年代, 源于西方, 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伴随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和介绍, 现代化研究才在中国学术界逐步兴盛起来。但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有明显缺陷，即直接用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这在方法论上导致双重错误: 一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缺陷, 而我们在介绍时并未予以必要的分析、补充、批判; 二是即令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身完全正确, 也忽略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特殊性。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其结果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误渎，甚或歪曲。正因为此，何博士在新著中一再强调，要正确解读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结合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特殊性，“只有本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才能引导中国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而不再一昧地重复或模仿国外的现代化模式与路径”。基于现代性与本土性交融的原则，在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康理论生成、发展及小康指标体系的演进和特点进行了客观全面地探讨后，他的结论是“小康社会理论突破了仅仅从经济上看问题的狭隘观点，把现代化过程看做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协调互动与文明提升的过程。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小城镇化还是大城市化？何博士在其新著中提出要重新审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价值，认为大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新选择。之所以说大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不二路径，主要是基于：（1）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是紧密相连的，维持这一战略，遏制大城市发展，实际上就是在遏制市场化的进程；（2）现代城市更多是的是经济密集型的城市，大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应与中心辐射效应；同时，大城市化也是人们摆脱各种传统的政治束缚、思想束缚与精神束缚，能够自主进行理性化选择的结果，所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兴起是必然。“根据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城市化与市场化融合发展的结果不是小城镇或小城市的普遍发展，而应该是大城市的普遍兴起，大城市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的引擎。”“以大城市为轴心与主体的城市体系、城市圈、城市群在普遍完善的市场化之后成为城市化的主导”；（3）无论是大城市化的产业与市场环境还是定居人口基础，中国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成熟；（4）大城市战略能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供较长时期的发展动力、亦有助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已显现出其成功的一面。基于此，何博士认为，“破解城乡二元发展与城市内部二元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大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大城市化”，“没有大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此外，何博士的新著还从历史的视角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现代化核心理念从三民主义现代化、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次变迁；新中国在现代化战略方面先后经历的九次演变：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战略、学习苏联的现代化战略、“借鉴苏联，统筹兼顾“战略、“赶英超美”战略、“农工商并举”战略、“四化”战略、“小康”战略、“全面小康”战略、“科学发展”战略；在发展取向上所经历的从“以工业化为重点，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以市场化为取向，重视社会发展”，再到“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完善市场化、推进城镇化为新的着力点”的三次转型以及从毛泽东对苏联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批评、“四化”理论的提出，到邓小平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构等有关中国现代化理论丰富和发展的历程；同时，在历史回顾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新工业化思潮、人文化与市场化交融的取向、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逐一分析和深入探讨。纵观全书，作者用宽广的眼光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现代化理念、思潮、战略、政策和指标体系的演进，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适时总结，为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提供警示和借鉴。
　　在结束本文之前, 必须说明两点。首先, 作为“书评”, 本文介多评少, 一是限于本人水平, 二是企图通过本文的介绍能使读者对此书有个比较完整的概括性了解。其次, 本文显然很少使用一般书评中大量使用的褒赞之词, 而只是强调了“可喜的一步”或“可贵的一步”，其意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有极为漫长的道路要走, 何爱国博士所迈出的还仅仅是最初的一步, 因而其观点和论述肯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的地方。
　　让人颇感欣喜的是，撰述此文时，何爱国博士的又一新著《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理论及其指标体系研究》已出版。此著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小康理论问题所做的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它主要探讨了小康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形成的历史根源、小康理论及其指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农村与城市小康实践及其实际进程以及小康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理论及其指标体系的形成与实践等问题。借助此书，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主流有了更为详细而深刻的了解，亦加深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因此, 我们有理由期待专事现代化研究的何爱国博士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道路上迈出第二步、第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