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与探索，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并形成了若干种表述形式。
　　
　　第一种做法是很宏观的，想要面面俱到，于是就有那种纵横分析的套路，先是总说一番，再是历史地描述一番，然后分成专题，一一道来。这样的文化史看上去很全面，但是都是一些简单知识的陈述，除了做一般教科书，这种做法实在没有多少可取的地方。
　　
　　第二种做法是有一定学术积累和涵养的学者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他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进行专题研究，把一个个问题搞透。中国文化的专题研究，不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虽有窥一斑见全豹的作用，但也容易造成瞎子摸象的弊端。
　　
　　于是，人们便去遴选那些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要素加以讨论和研究，力图以部分代表整体，即便是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人们通过这样一些关键的文化要素的分析和感知，也会对于中国文化有一个整体的理解。这便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第三种方法。采用这种方式，体现出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视角的理解。
　　
　　以上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一种是面上的铺叙，一种是专题的挖掘，一种是焦点的透视，各有所长。相比较而言，作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第三种方式是相对合理的研究方式，在有代表性的专题中凸显整体文化的信息，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整体的一种把握。何平立教授的《天命、仪礼与秩序演绎：中国文化史要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1）一书整体上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
　　
　　何教授是选择哪些文化要素来透视中国文化的要点呢？该书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我们在细读该书时会发现：虽然也是抓住重点的有代表性文化要素进行分析，但其历时性的发散性地阐述和分析是显著特点，重视起源性，辩证的合逻辑的展开，更是该书出彩的地方。
　　
　　作者开门见山论述的，既不是儒道佛这样的理论形态的东西，也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形态的东西，而是巫、史这样一些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要素。这都是文化起源意义上的事象，又在中国文化上发生持续的影响，礼仪文化就是从那里衍生出来的。对于巫史文化，作者先是分析音乐的功能，继而探讨玉器作为权力象征，作为礼仪符号和君子品格的历程。于是我们发现，一些看似不经意的要素，却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很多就是从音乐，从玉器中产生出来的。看上去是一些小小的专题，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事象，这些都体现出作者选择论述对象的眼光。
　　
　　在论述皇权问题的时候，作者以人们较少关注的巡狩制度、封禅制度入手，对于皇权的统治与管理模式，对于天命的真实形态进行了生动而又富有深度的剖析。这些都是文化源头上的问题。本书的历时性的展开，并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机械的按时间顺序的叙写。巡狩与封禅都与古代的山岳崇拜有关，是不是就顺着巡狩一直往下写呢？假如是那样的历时性，我们只是看到了时间的一种流逝，却看不到问题的流变。作者将山水问题转入风水文化，宗教文化，园林与艺术文化的讨论中去。山水便由皇权的文化丰富性地展开为全民的文化精神，成为一种民族的人文精神的对象。
　　
　　同样，我们见到的巡狩封禅流动，又分出另外一条逻辑线索来。从帝王的地方管制，到海外的探险，又形成了另外的一种与政治密切关联的帝国开放形式。郑和下西洋及其周边的朝贡体系，虽然是一种贸易的实质，但却是古老的宗藩国家体制框架。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就这样有逻辑的、历时性并富有跳跃思维地展开。在这一点上，该书在众多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中便显出了自己的独特性来。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演变的一种透视轨迹：从巫史这种古老的统治阶层开始剖析，揭示天子围绕山水的巡狩、封禅的权力操演，这样一种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王土的逻辑关系一直延续到近代以前的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关系体制之中；一种文化思想的秩序，一直引伸、扩展到政治社会的制度秩序之中。而山水孕育的宗教，道德伦理与礼仪，不仅是儒家，佛道两教也无一例外地借助山水传达其理想与价值。围绕着巍峨山岳与滔滔流水的双向流动（皇家的巡狩封禅与地方周边的朝贡，宗教家的占山为王及其民众的朝拜），牵扯出斑斓的文化形态，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形式都在这里呈现，构成了绚烂的文化长卷。
　　
　　对中国文化的焦点透视就这样给出了一副独特的，足够体现出文化精神的形态来。通过其逻辑构成及其跳跃性的历时性视角，最终形成一部精彩富有启发性的文化史著作。希望该书的出版会有助于改变文化史著作的千篇一律的局面，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化与创新。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田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