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派和右派都要复活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过世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1971年6月10日的报刊专栏上哀叹，给他思想带来巨大影响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被人忽略了。施莱辛格写到“我觉得奇怪的是，如今人们很少阅读尼布尔的著作。我们被各种新形式的旧乌托邦主义所淹没，而他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它们的真面目。我们注定要回归尼布尔，因为我们不能逃脱人心的黑暗面，因为不允许对这种黑暗面的认识限制行动或消除希望。”
施莱辛格2007年去世，可他还是活着看到了他爱戴的尼布尔的复活。实际上，尼布尔已经成为恐怖主义时代人们求助的思想家。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引用他的观点，如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自由派记者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孤立主义者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教授等。参与这种行动的还有政客，最近几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当时的纽约州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和总统奥巴马都引用尼布尔的话满足他们的需要。2007年《大西洋月刊》报道说“自尼布尔1971年去世以来，尼布尔的思想和观点在智库、报刊评论版、神学院四方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一个出生于1892年的人怎么成为后9-11时代的哲学家了呢？当时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还在白宫当总统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思想史家约翰·帕特里克·狄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的最新一个学术研究任务。狄金斯曾撰写研究罗纳德·里根、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的思想著作，在完成有关尼布尔的书稿之前不幸于2009年去世。他从前的一个学生完成了这个课题，结果就是这本《现在为什么是尼布尔》（Why Niebuhr Now）。
虽然是这个标题，但狄金斯根本没有尝试去解释尼布尔现在复活的理由。实际上，他开始理清尼布尔的基本思想，用不同的章节分别论述他有关宗教、意识形态、美国历史的观点。虽然他的主题结构模糊了尼布尔思想的演化过程，有时候把观点与其背景割裂开来，但狄金斯的使命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尼布尔如今有这么多不相干的崇拜者，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成长和细腻思考，在几乎任何场合都能找到尼布尔，他是威尔逊式的理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新政支持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冷战战士、像他的朋友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一样的现实主义者。尼布尔的化身比印度的克利须那神（Krishna）还多。
如果尼布尔的思想演变中存在某种让他看起来几乎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变色龙，机会主义也不是起作用的主要力量。他引人注意地与时代的事件合拍，但他的反应决不是反射性的或自我谋利的。相反，他是思想极其复杂的思想家，他愿意接受前后不一的指控，并且非常警惕意料之外的后果。
所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尼布尔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牧师和神学家而不是政策分析师。狄金斯提醒我们，尼布尔的天才主要在于重新把基督教思想拉入当今时代，在探讨20世纪的问题时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有紧迫的用途。狄金斯写到，“如果和基督教表达的信息对人类的意义相比，超级神灵是否存在对尼布尔来说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在尼布尔的手中，人类从伊甸园堕落的神话和原罪概念是人类不完美性的最持久的深刻观察。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预言性的基督教”包含了对乌托邦渴望的内在制衡。
但是，尼布尔相信即使人在本质上有毛病，他仍然“受到感召”不是在来世而是在当今世界去追求正义。神的王国中的完全正义是人类无法实现的，但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追求最好的可能结果，不管这个理想被修改了多少。在其代表作《人的本性及其命运》（1941）中，尼布尔写到基督徒“既是罪人也是正义的化身，基督是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也是我们无法实现的目标。”聪明人承认“上帝的力量就在我们身上，而上帝的力量在判断和仁慈上与我们相反。”这听起来或许是个悖论，但这是关键。他拥有布道者对矛盾力量的深刻把握以便凸显道德意识。
尼布尔对原罪和不完美性的痴迷让他往往支持两个极端的中间点。他的最具持久影响的政治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1944）写于20世纪中期有关自由民主的可靠性的辩论的高潮时期。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支持未来在于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尼布尔大声为民主辩护，认为它是反对“权力不适当地集中”的支柱，无论这种权力是“宗教的还是军事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他认为，通过限制来自各方的乌托邦冲动，民主能够获得一定的和平和正义，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警惕狂热主义的危险以及不适当的乐观主义或者荒凉的悲观主义，尼布尔仍然是个小写d的民主派，通过各种政治化身优先考虑可能性而不是理想，但在思想中保持平衡的问题是它很容易受到操纵。尼布尔的原则如此灵活多变和笼统，可以用几乎无数的方式进行解释和运用。任何战争或政治行动都可以解释为实用主义的或谦卑的，是两个极端的中间，这取决于门柱放在哪里。难怪尼布尔能够支持如核武器威慑和厌恶核武器的凯南式的反反共主义等似乎矛盾的事件和观点。
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尼布尔的精神在当今利比亚危机中被人们用众多相互矛盾的方式来使用。《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把干预看作尼布尔式的，理由是它是不情愿的（至少最初如此），目标仅仅是制止即将出现的屠杀，同时也意识到了道德复杂性。与此同时，亚当·塞弗（Adam Serwer）在《美国展望》上撰文认为，这次干预是反尼布尔的。他认为，这次干预因为其意图的纯洁性而具有了合理性，奥巴马总统则求助于美国例外主义，这两者其实都是尼布尔一直反对的观点。类似的，安德鲁·巴塞维奇虽然写了“敦促尼布尔服务于任何一个或所有事业将让他变得无关紧要，”但他已经按照反干预主义的要求修改了这个牧师，称其为预测美国将成为其弥赛亚式本能的受害者的“先知”。尼布尔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最终让人们不可能精确地把他的思想应用在当代问题上。对于“尼布尔会说什么的”问题，答案是：我们不知道。
即使尼布尔不能提供其追随者渴望的那种政策处方，他仍然是非常独特的宝贵声音。阅读狄金斯的专著提醒我们意识到美国文化中的空虚，尼布尔作为高雅的基督教思想家试图填充这种空虚，其观点被知识分子热烈讨论。因为尼布尔有关人性和社会的思想扎根于圣经世界观，但基督教并非排他性的思想来源，他的思想对非基督徒和非宗教信徒同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世纪中与政治原则斗争的产物。
甚至尝试对世俗民众讲话的少数宗教知识分子如左派的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和迈克尔·莱纳（Michael Lerner）或者《第一要务》（First Things）杂志上的新保守主义者缺乏尼布尔的智慧、民众吸引力和看透当今重大问题的真正深刻的见解。或许任何一个神学家都不可能跨越1960年代后美国生活对性自由、科学和美国例外主义的深刻分歧。考虑到这位基督教思想家对死后生命的怀疑主义，尼布尔没有继承人实在并不意外。
译自：The Philosopher of the Post-9/11 Era By Jordan Smith
http://www.slate.com/articles/arts/books/2011/10/john_diggins_why_niebuhr_now_reviewed_how_did_he_become_the_phil.sing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