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现任学会顾问。我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中山大学杰出教师桐山奖”，2011年7月被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代表著作：
　　黄淑娉教授出版了12本著作，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研究并作为主要撰写人的著作如《原始社会史》（1984），《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66~2004共三版），《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999）《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1999）《广东世仆制研究》（2001）《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2003）等。专著获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其中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为我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是第一部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广东省内族群与区域文化的著作；《广东世仆制研究》一书，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与残存的历史资料相印证，研究解放前夕仍存留在珠江三角洲的世仆制度，解答了它的性质及其由来与演变之谜。
　　
　　治学理念：践行“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主张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研究的路很宽广，要研究本土，也要研究海外，要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人类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入中国，始终处于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类学的两位先驱，当时在中国齐名的“南杨北吴”，指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吴先生主张“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要培养独立的科学人才，使人类学、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杨成志先生26岁时孤身一人在云南大凉山彝族地区做了一年八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当地的原有文化和奴隶制，他说：“人类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黄淑娉教授在人类学领域进行了50多年的教学研究，至古稀之年仍旧一次次的从事田野考察，正是秉承前辈学者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
　　黄教授从1952年开始用田野调查经验书写人生履历。曾先后在壮、傣、侗、黎、苗、瑶、畲、仡佬、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哈尼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调查研究，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后10年研究汉族。20世纪50年代，她参加为解决我国有多少个民族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长达4年。在调查实践中认识民族的文化特点，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从而对民族的概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提出构成民族的特征主要是对共同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的看法。
　　黄教授说：“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研究的路很宽广，要研究本土，也要研究海外，要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治学方法：续“南北两派”人类学之长
　　
　　“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知识要不断更新，对有的理论很可能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研究者称之为“南派”和“北派”。南派比较注重详细的田野调查，偏向于材料的搜集，不提倡理论阐释。北派讲理论，重应用，重视解决现实问题。解放以后南北合流，学者们为发展中国人类学共同努力。1981年，在我国中断了30余年的人类学系，在梁钊韬先生具有远见卓识的倡导下重新开办，为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走出了重要一步，这是我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绩。
　　黄教授继承前辈的学术思想，深切体会了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她重视理论学习，重视人类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和学科理论的教学研究，认为学科知识结构的核心在于它的理论，有理论才能驾驭资料，才能指导实践，了解理论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她对各种新思潮一直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她说：“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知识要不断更新，对有的理论很可能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黄教授十分注重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结合，这也是民族学者常用的方法。她所研究的边疆人口中很少没有文字的民族，但也要努力从汉文资料寻找有关线索。研究广东世仆制，仅有地方志上的零星记载，必须依靠田野调查。黄淑娉教授和龚佩华教授为此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当时还活着的世仆及其后代以及知情人进行调查，揭示了遗留于20世纪末的世仆制的本质。
　　
　　治学方向：做有中大特色的人类学研究
　　
　　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必须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
　　1990年9月，黄淑娉教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在校领导宣布这一任命的全系教工大会上，她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类学研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必须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当时正值岭南文化热，学界提出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种民系，其区别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人对此作理论阐述。黄教授等人向美国岭南基金会申请经费做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其成果即《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这项研究体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四领域（体质、语言、文化、考古）综合研究的学术传统，同时贯彻基金会强调在研究中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要求。以人类学系的师生为主，加上外系、外校和国外学者一共三十多人，在十七个县市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对广东的生态环境、历史发展三种民系的体质特征、语言、文化特点、人文精神、当代经济文化变迁等进行了研究，对上述广东学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项研究历时五年。
　　明代文学家李贽有言：“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黄教授用实际行动继承着前辈的学术思想，并孜孜不倦地向后人们传授着她的治学理念，她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的桥梁。黄教授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谓我国人类学发展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