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迷途
2011-10-12
作者：佚名
来源：人民论坛网综合
编者按：老板失踪，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频频……9月的温州让很多人绷紧了神经。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经过一年来的蓄积终于爆发。 据《东方早报》报道，受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而温州有90多位老板“跑路”甚至跳楼，其中甚至包括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然而，而当地生意人称“跑路”的老板远不止这些。这些“跑路”者要么借了高利贷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事实上，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因屡屡逐利于潮头而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在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其由辉煌至低迷的过程，不只说明了资本的残酷性，也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遗。
如今，浙江企业主欠债“跑路”现象已然引起中央重视，温家宝总理国庆节期间亲临浙江调研，浙江省政府随即召开四级政府会议要求帮扶中小企业脱困。这一切，对于提振中小企业信心无疑是必要而且及时的。然而，仅有这些尚且不够。温州危机如何化解?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前途如何?
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之一。实际上，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
4月份，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出走。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
进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进一步显现。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落跑”半月之后，被警方追捕归案。之后，往年只发一箱方便面当做中秋福利的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送包括5名保安在内的全体员工到雁荡度假，可当他们欢天喜地游玩归来，发现公司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元的精密加工设备全部不翼而飞，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
9月15日，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去联系;9月19日，开业两年的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房产易主，老板失踪……
当地最热论坛“七零三”罗列了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冗长的名单列出了超过30位“跑路”的企业老板。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从9月12日~22日，温州有7家企业老板被卷入失踪漩涡，而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此外，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因债务问题从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是谁逼走了温州民企老板?
“高利贷把企业逼上绝路”
温州老板集体跑路，被指向的原因大多相同———企业资金链断裂。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政策转为银根收紧，温州中小企业几乎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当企业运转资金缺乏时，不少老板的第一选择便是“老高”，由此“老高”的利息也节节攀升。在民间借贷繁盛的温州等沿海地区，人们将高利贷称之为“老高”，言下之意高利贷年代久远。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老高”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
2008年，随着世界光伏产业的兴起，信泰集团也开始进军光伏产业领域，并设立了新能源事业部。但由于涉猎业务过多、扩张过快，信泰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绝境”。据称，其真实的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光月息就高达2000多万元;还有8亿元银行贷款，每月月息也需500多万元。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而一企业老板说，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高利贷很容易就把企业逼上绝路。
据称，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涉及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而这背后都牵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温州工业园区一位分管经济的官员认为，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一定会跑。“如果不介入民间借贷，情况也许也会好一些。”
事发前，49岁的郑珠菊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的法人代表，曾拿下格力电气在温州市龙湾区的总代理，此外兼营西门子、索尼、海尔、松下、TCL、LG、海信、美的、康佳等品牌电器。据悉，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其中现金1.8亿元，银行承兑汇票1亿元左右。
同样，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估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位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其欠下7000万元巨债无法偿还;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据传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1亿元。
实体业艰难，企业热衷挣快钱造成产业空心化
周德文介绍，“跑路潮”只是当前温州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温州经济真正的病灶在于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
很长一段时间，温州经济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然而随着近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温州经济走到了产业升级的关口，而不少企业选择了外迁，带走了大批资本。在温州传统加工企业陷入低迷时，温州商人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替代品，这便是房地产。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发现了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
在周德文看来，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我25年才成为一个富翁，房地产业可以一夜造就一批富翁。搞实业就像吃瘦骨头，投资房地产就像吃肥肉，因此出现了‘大企业家投资房地产，小企业主买房子囤积’的现象。”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旺说，房地产的极端暴利，让许多企业家不愿意干实业，却把钱用来投资房地产。
“头两年在房地产市场，最近则在资本市场，在一夜暴富的刺激下，温州越来越多以实业为本的民营企业家们都放弃主业杀进去了，不但炒高了房价，也使得更多企业跟风投资，泡沫经济风险由此而生。”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产业“空心化”苗头的出现和蔓延，会导致更多的资本从实业经济领域撤走，刺激资产快速“泡沫化”。
“跑路”带来连锁效应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而来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交给公司，形成层层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个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与此同时，由于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谓“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诺效应。据了解，信泰集团董事长跑路后，10余家企业因此受到牵连甚至倒闭。
而更严重的影响，在于破产倒闭逃跑躲债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据龙湾法院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以来该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692件，立案标的总额10亿元。其中9月份短短20天就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90起，标的额近3亿元。而去年一年，该法院立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总额也只有3.6亿元。
韩志国称：“权利与义务相对称、收益与风险相适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赚了是自己的，输了是国家的是混蛋逻辑，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从2000年开始，温州模式已彻底变异，高房价、高物价都与温州人炒作有关。180%年利率绝非实体经济所为，救温州就是救赌徒。”
政府出招帮扶中小企业
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困境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各级政府、银行和企业在“十一”长假期间发出“动员令”，出招帮助中小企业共渡融资难关。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浙江省、温州市关于小企业发展情况汇报。
对于民间借贷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温州市委、市政府多部门密集出台政策措施。温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维护企业正常生产和金融秩序稳定的通告》。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要求各银行业机构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确保实现年初确定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
温州官方表态称，对出走的企业主，要敦促其尽快返回，组织处置;对继续回避的，公安、劳动保障等部门要强势介入，严查快办;对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要从严从重处理。企业主管部门、银行业机构、公安机关要相互配合，必要时控制相关人员出境。
10月7日，浙江省政府召开四级(省、市、县、乡)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十一”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温州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进驻全市县级以上银行支行，协助银行和企业做好融资对接，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协助银行了解贷款企业情况，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华尔街危机与温州危机的区别
最近，中国温州等地区发生企业主资金链断裂问题，跑路、失踪现象引起高层关注。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占领华尔街针对的是金融资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中国面对的是金融资本对私营业主的影响。两者的不同，有其道理，或者叫中国特色。
发生在温州等浙江地区的情况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其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发达国家以及金融资本的实质缺乏清晰的了解，我们误以为金融资本建立的规则就是最公正的国际惯例。中国以向其靠拢为荣，导致企业的经营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类似的状态。因此，一旦银根紧缩，某些企业便难以承受压力。第二，中国多少也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一段时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要求中国深化金融改革，表面上说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制度“落后”，与国际惯例接轨不顺，实际上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则因各种原因未能彻底进行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换句话说，在私人拥有方面，未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要求;在监管方面，也还未放弃政府的权利，从而使得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在中国还不能为所欲为。【详细】
“高利贷”是不是中国经济“新解药”?
支持者：高利贷是利国利民大好事，不是非法的
茅于轼先生提出，高利贷是“利国利民大好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的视角，对于当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也极具针对性。其原理在于，这遵循了金融业的基本法则——把资金引导到获利最高的地方去。对于手头拥有闲钱的人来说，银行储蓄利率不高，股市哀鸿遍野，炒煤什么的被国家禁止，高利贷这种具有稳定回报的投资自然受到青睐。而对于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主来说，银行贷不到款，股市门槛太高，于是，民间借贷成为资金的可靠来源。如果企业利用这笔资金在生产率上产生效益，能够把本息都还给放债人的话，那这自然是一笔令各方皆大欢喜，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的交易。
许小年教授提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如果不想法保住中小企业，中国的就业就没有办法解决，而保不住就业就保不住社会稳定。而就业在我们这一次的财政刺激计划也罢、信贷刺激计划也罢，我们看到的是资源，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这一轮拉动内需的过程中，他们缺资金的照样缺资金，所以地下钱庄合法化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了。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金融体系，是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尽管政府很重视，监管当局很重视，下令这些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他们也都成立了。但是谁都知道，这些大银行的业务重点不会在中小企业，这是由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
反对者：高利贷能吃掉开发商也能吞噬社会
地产评论家朱大鸣认为，信贷资本本该按着政策贷给中小企业，却成了拿高息的嗜血资本。一旦资本与黑势力勾结，一家家企业就这样被整垮了。如果对压制高利贷的盖子被揭开，高利贷病毒趁机复活出笼，很可能泛滥成灾难以制止。一旦出现放贷人和借贷人的纠纷，事实上也需要各种阴暗势力的帮助，放贷行为或为成为黑势力得以滋生的寄主，从而破坏社会稳定;而企业一旦经不住诱惑，借了高利贷，就要牟取暴利才能不亏本，这样的话，高利贷很可能是蚕食实体经济的蛀虫，咬断经济大树根基的地老虎。
金融体制变革就在眼前?
最近发生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反思。此类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在此之前已有多次，有些还导致企业主以自杀来逃债。因此，要对所谓国际惯例的金融制度做出必要的反思，从而调整我们的金融政策。中国的金融政策需要改革，这没有问题。但还是我多次强调的观点：要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当前集中发生的企业家“跑路”逃债的现象说明，西方金融制度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如不加重视，未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在后农业经济时代，如何实现经济民主，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从资本主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针对工业条件下生产资料较难平均分配的局面而设计出的制度。它试图以全民共同所有来实现经济民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已有的实践中，这种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还是有必要的。在市场经济中，金融的确有它积极的作用，但是，金融资本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极容易破坏经济民主，因此，必须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说的监管，而是要对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运行方式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