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意义
2011-10-12
作者：杨旭 李剑萍
来源：《中国教育报》
革命党人的“教育革命论”，传播了民主自由观念，冲决了“忠君”、“尊孔”意识。“民元教育宗旨”标志着现代教育宗旨在中国的确立，在国家教育意识层面实现了教育早期现代化。“五育并举”乃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它不仅是民元教育宗旨的思想基石，还承继了清末以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的基调，规定了全面发展教育中德、智、体、美诸育的基本顺序，并留下了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永恒命题。
辛亥革命在狭义上是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在广义上，则可上溯至1894年兴中会成立，下延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甚至其后袁世凯复辟，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起、领导的革命活动和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开辟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新纪元，并酝酿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期以来所诞生的中国现代教育及其后来走向。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什么、确立了什么以及留下了什么三个层面。
“革命教育论”：冲决“忠君、尊孔”
中国的新式教育在清末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10年代已经建立起一批现代学校，颁布实施了“癸卯”学制，废除了科举制，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行政体制，即在学校和教育制度两个层面实现了教育早期现代化。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尚公、尚武、尚实”也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但其“忠君、尊孔”的核心要义，却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桎梏。从20世纪初开始，同盟会等革命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教育论”，冲决了清末教育宗旨“忠君、尊孔”的核心要义，从“破旧”方面为现代教育宗旨的确立、为在国家教育意志层面实现教育早期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革命党人的教育思想是在革命教育实践以及与立宪派的论战中表达出来的，并与革命思想相糅杂，与其讲是教育思想，毋宁讲是革命思想的教育表达。
其一，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宣称：“各国民族之鼓舞兴起于革命之事业者，未有不由于教育之影响。”“教育者，时代精神之导火索也；时代精神者，教育事业之聚光点也。故言教育而不言革命，则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教育以及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和举办的新式学校充满专制性、奴化性，造就的是“无自治之力，亦无革命之心”的一批批奴役。另一方面，鼓吹自办“革命之教育”，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除了以宣传鼓动为主的社会教育，更认为“革命积极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军人”，故需相应进行“刺客的教育”。革命党人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大通师范学堂等均有类似性质。
其二，民族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虽“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但在主张民族主义、种族革命上是一致的。当时几乎所有革命党人，尤以章太炎、吴越等人为代表，宣扬“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以排满为先务”，甚至号召“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与此相应，革命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教育学生“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我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进而，主张以民族主义为革命教育的第一要义，宣称“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义则求此最大幸福之引线也”，所以“曰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民族主义以为教育之旗帜”，“曰军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支那民族主义以为从事教育者之事业”。
其三，民权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权主义，就是开展“政治革命”，“建立民国”，与此相应的革命教育就是要使“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进而，批判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基石的孔孟儒家学说，尤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用保存国粹的形式来宣扬排满复汉思想，影响极大。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的面孔，在学术上发挥“尊子贬孔”说，“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在政治上批评“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吴虞更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距杨、墨。”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孔孟学说、推翻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能“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
其四，教育革命工具论、先革命后教育论。革命党人将教育作为发动革命的重要形式和工具，将学堂等教育机构作为培育革命人才、组织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掩护所，将学堂学生和新军、帮会等一起作为革命的组织基础和主力军。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般仅将教育作为革命的工具，坚持先革命后教育，认为教育、兴办实业、地方自治等“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只有革命。”只有革命之后，“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这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教育观的主要区别。
“民元教育宗旨”：现代教育宗旨在中国的确立
民国建立后，清末教育宗旨随着清朝的覆灭已经失去效力，其“忠君”的首旨更与民国政体相冲突，社会亟需也极为关切一个新的教育宗旨。当时可能的走向是，确立一个以革命党人“革命教育论”为基础的教育宗旨，或者由在教育方面更有传统和经验的立宪派提出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宗旨，或者暂时无暇提出一个新的教育宗旨，仅停留于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之地步，即仅从表象层面对前清教育进行初步改革，取消尊崇前清朝廷和君主的内容及形式，小学废止读经，并一定程度采纳当时流行的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思想。
然而，大教育家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相对于具体的教育行政、学制改革，他对于教育宗旨更感兴趣、更为倾心。1912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阐释了对于民国教育宗旨的认识；后经修改，又刊载于《临时政府公报》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题目改成《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同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陆费逵、庄俞、黄炎培等纷纷撰文，各抒己见。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教育总长蔡元培致开幕词，其所关注、讲得最多的仍是教育宗旨问题，几占篇幅的一半。他从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外铄与内发、权利与义务、国家责任与世界责任等关系，进一步阐释了自己“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虽讲五育并举，但其关注重点在于形而上的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创新之处更在于后二者。对于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则较少论述，此二育，亦清末民初一时之思潮耳，蔡元培随时代有所采挹、损益而已。因此，其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甫经提出，即有人敏锐地指出，“蔡君意见并非兼采五端，而实以世界观及美感二者为教育方针也”。或可将蔡元培主张的教育方针更准确地概括为：五育并举，三育为基，世界观教育为本，道德教育为首，美感教育为重。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后仅4天、离会议结束尚有20多天，蔡元培便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教育部为会议准备的教育宗旨原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会议讨论认为，“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即可，不必专门列入教育宗旨，“世界观为宗教的、哲学的，不应加入普通教则内”，并吸收了相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部分内容，议决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这就是说，蔡元培关于教育宗旨最有原创性、最有价值的部分——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没有被会议认同和接受。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仍以道德教育为首要和中心，去国家主义教育，加美感教育，未采纳世界观教育。
“五育并举”：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
“民元教育宗旨”是以“五育并举”作为思想基石的，它取消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条款，在国家教育指导思想层面剔除了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规定，由清末“中体西用”、亦新亦旧的教育宗旨发展为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虽曾遭罹不同观点的质疑争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破坏、复古主义思潮的冲击、实施当中的低效失效，但毕竟在法理上、形式上确立了现代教育宗旨，在国家教育意识层面实现了教育早期现代化，为其后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教育思想的全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同时，“五育并举”又承继并丰富了清末以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观。蔡元培自称，其所谓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与清末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尚实”具有直接渊源，“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这是因为，清末教育宗旨虽以上谕形式颁布，且以“忠君、尊孔”为基础，但毕竟是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的社会背景下，反映了现代教育事业初步发展和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后的时代要求，并渗透了严修、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的思想认识。如果仅仅强调民元教育宗旨对清末教育宗旨的革命性一面，而无视它们之间的继承性，无疑是片面的。
当然，民元教育宗旨又扬弃、发展了清末教育宗旨的有关内容。一方面，根据共和政体要求，丰富并赋予“尚公、尚武、尚实”以时代内涵，尤其蔡元培以“自由、平等、亲爱”的法兰西革命精神来界定公民道德，更大异于清末“尚公”说；另一方面，首次将美感教育，即美育列入教育宗旨，丰富了全面发展教育的内涵。民元教育宗旨不仅承继了清末以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的基调，还规定了全面发展教育中德、智、体、美诸育的基本顺序，对于其后的教育宗旨影响极大。
此外，民元教育宗旨对于“尊孔”采取了策略性举措，留下了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永恒命题。“尊孔”远较“忠君”问题复杂得多。在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审查《学校仪式规则案》时，有人主张将孔子诞辰列为纪念庆祝日，“争之再四”，“足见社会尊孔之所在”；教育部准备的《学校不拜孔子案》，初读即不成立，原因是有人认为“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一旦立案，徒引争论，不如不立，既不规定祭拜也不规定不拜，自然就是不拜。对此，蔡元培有所认识，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一方面称“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一方面又讲“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
其实，无论尊孔派、改孔派还是贬孔派、去孔派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些事实和逻辑：儒家学说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柱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和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和桎梏，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必须用现代方法重新诠释和再造；同时，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精华与糟粕相伴相生而难截然分离，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的形态遗传、浸淫于每位华人而其不自知、不可缺、不能离，教育和学校作为文化的承继、传授者不能也不应完全抛弃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孔子、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现代教育所面临的重大命题，民元教育宗旨只是遭遇到而不可能解决这个命题。因此，严格意义来讲，民元教育宗旨不是“取消了”而是“不再提”尊孔。至于尊孔是尊孔子之学术、孔子之思想还是儒家学说、儒教、孔教，在当时不可能厘清，甚至大多数人感觉不必也无法厘清。
（杨旭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聊城大学副教授，李剑萍系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